评论：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违法 第一财经无知

林晓 律师

2006年1月17日以来，在第一财经日报相继抛出多篇报道之后，在新浪网隆重推出“富士施乐身陷贿赂门”专题的配合下，中国人在美国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之后，终于手舞足蹈地迎来了发生在自己国度的被冠以“门”的事件。不论“吃饭是否等于贿赂”，也不论法律有何规定，总之是‘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说好了的，富士施乐的名号终究要与“贿赂门”对接，张德才律师、戚姓仲裁员是否要下岗还是‘留岗查看’，要看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指数，起码他们注定了是过不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那个“年”。
在拜读了富士施乐身陷“贿赂门”报道之后，我们很惊诧第一财经原创的神勇与新浪网推波助澜的豪迈，他们对民法、仲裁法、仲裁规则的几近无知以及对待同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手，让人目瞪口呆！

事件报道超出了法律限界
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原则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各地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对仲裁关系者均有保密义务的严格规定，即“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证人、仲裁员、仲裁庭咨询的专家和指定的鉴定人、本会的有关人员，均不得对外界透露案件实体和程序进行的情况。”因此，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对于案件实体和程序进行的情况，不仅负有保密义务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和其他相关人员不应向他人或媒体披露，而且新闻媒体在获知后也不得对社会公众进行发布、炒作。这就是说，对于诉讼案件，由于其审理的公开性原则决定了新闻媒体可以公开报道，而对于仲裁案件媒体不能进行公开报道，至于揭露仲裁程序中出现的违规、营私舞弊行为的报道，信息披露则应视需要控制在必要限度内。
显然，以法律为准绳，《富士施乐身陷“贿赂门”》一文中有关“1999年10月28日，天津某大学出版社与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了DC4040P彩色数码印刷机等设备购买合同及维修合同，合同价款250万元。但设备安装后，用户发现该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印刷出的产品达不到最基本的质量标准，在2003年3月24日至9月30日间，维修次数高达166次。2003年8月19日,该用户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解除买卖合同、返回价款。2005年11月18日，天津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申请人仲裁请求，富士施乐向申请人支付102441.75元。”的描述以及《富士施乐天津仲裁案为何“走马灯”式更换仲裁员》通篇对案件事实和程序进行情况的详细说明，已经超越了法律限界。
应当说，以上两篇报道内容与揭露“贿赂”和“不正之风”的本意相去甚远，尤其是《富士施乐天津仲裁案为何“走马灯”式更换仲裁员》一文，作者俨然已将该仲裁案件视为普通诉讼案件大肆宣传了。如果说25秒的录像配以说明尚有揭露“营私舞弊”的风尚，那么至此，作者的初衷已荡然无存。作者、新闻传播者们在揭露他人违法乱纪使其身陷“贿赂门”之时，自身也陷入了违法境地。

“媒体裁判”与表现自由的限制
媒体对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有利于司法裁判走向更加公正、公平，这点勿庸置疑。但是，如果新闻报道先于司法机关裁决对案件性质、当事人法律责任承担、司法公正等做出评价或判断，将会通过媒体的“议题（议程）设定”的功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进而对处于这一社会舆论环境中的司法裁判人员对该事件的判断发生影响，媒体的这一功能及其实现过程，在西方的新闻传播学中被称为“媒体裁判”。
由于言论自由从根本上受到了宪法的保护，因而，言论自由与他人（自然人或法人）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的冲突、言论自由与对“媒体裁判”的规制，就成为新闻法制的研究课题??“表现自由的限制”。
“媒体裁判”对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媒体利用其媒介优势容易主导舆论方向，进而以其对案件的评价影响主管行政机关、司法裁判者的意志与判断，甚或在强加‘莫须有’罪名之后歪曲事实、弄假成真，导致冤案、错案的发生。有关“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后续报道已暴露出这一倾向。
本来在北京近万人的律师队伍中出现个把律师违规、违法行为实属正常，任何人向行政主管部门举报违规、违法行为以及主管部门因循正常程序进行查处也属正常；但是，到如今逼得律师事务所越俎代庖律协对当事律师做出停止执业的处分、大家口诛笔伐律师界弥漫着商业主义倾向（《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之《律师界弥漫商业主义倾向》），进而将律师界比喻成‘大染缸’，当事律师是‘蜕化变质分子’，这一切就很不正常了。起码这已远离揭露“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初衷，也超出了表现自由的限界。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
在现代法制条件下，超越表现自由限界的报道者、“媒体裁判”者将要面对的风险是对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的侵害。对于“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可能因报道失实、报道过度招致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报道者们应当说早有准备；因此，我们在赞赏其奋勇牺牲精神之时，不得不对其法律上的幼稚感到遗憾。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表现在过错与过度两个方面。首先是新闻报道“议题设置”的错误。本人虽不是刑法学专家，但是知道“贿赂”在法律上有着严格定义，它不应该是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说了算的。什么是贿赂？据记者和第一财经说，有那么一位律师说啦，请客吃饭算是‘贿赂’。只是不知那位律师说是‘贿赂’依据为何？是刑法意义上的贿赂，还是古汉语词典或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的‘贿赂’？如果搞不清楚定义，恐怕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的举报与富士施乐的“拒不交待”，说的还不是一回事。但我想，能够在后缀加上“门”的事件，其定性应该为‘后果很严重、罪该万死’，而不应属于‘活该、口诛笔伐’级别。
显然，报道的创制者、推波助澜者们已然对事件做了定性，并大有率领全国人民声讨之势；所幸的是，这回新闻界出奇的理智，跟风者、转载者寥寥，这除了独家报道、转载限制的功效外，看来应当归功于新闻工作者的觉悟提高。
其次，事件报道的过错还表现在前述的对仲裁案件实体内容报道上。报道的创制者、推波助澜者们对仲裁法、仲裁规则、仲裁案件的保密性不会一点不知，肯定事前咨询过专业律师，并已下定决心甘冒法律风险掀开中国新闻史对仲裁案件报道的新篇章，此正所谓机遇与风险共存吗。
“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报道的过度，则表现为对当事律师个人隐私权、名誉权的无视。

风马牛不相及 侵害他人隐私权、名誉权
律师违规与其年收入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却让它们必然地联系到一起，并由此演绎、幻化出律师界的“主义”（《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之《律师界弥漫商业主义倾向》）。
本来揭露仲裁员、律师违规的新闻报道“好得很”，但是，经记者、第一财经夜以继日地搞出《张德才其人其事》、《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之后，整个报道活动就变得“糟得很”了。
张德才律师每年收入多少本属其个人隐私，如果他本人没有授权，任何媒体无权向公众披露，尽管其一时间被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推选为‘公众人物’。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的所为，首先是侵害了张德才律师的隐私权；其次，张律师每年220多万元的业务收入以及百万元的年收，反映的是他的业务能力和夜半不眠的劳作，与他违规行为的发生没有丝毫必然联系。我们很难理解上述文章的真实用意，是要煽情还是要说明收入与‘利欲熏心’的关系？
无论记者、第一财经、新浪们的用意何在，他们均已侵害了张德才律师的名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４０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在解释如何认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时指出：“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那么，我们首先要顾盼左右批阅过《张德才其人其事》、《富士施乐贿赂门追踪违规律师年收入百万元》的热心观众们，他们在看过「张德才正是“在律师界这个‘大染缸’里”，才逐渐“变了一个人”」的‘株连九族’式的结论后，对张律师“追名逐利”的品格是否大加褒扬了呢？

言论自由、舆论监督都不能超越法律的限界，否则，在一面捍卫法律正义的旗帜下，将会侵害到另一方面法律保护的权利主体的利益。我们乐观地揣摩、评价“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新闻报道者的善意，但是，在原本善意的行为超过法律限界的时候，这种行为对他人的伤害将远甚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年”。
对“富士施乐‘贿赂门’”事件的错误报道、过度报道应当休止了。


作者单位：北京市博融律师事务所
主持网站：特许经营律师网 http://www.fclaw.com.cn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优势与劣势——与“三资”企业之比较

陈召利


　　一直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专门的管理制度，先后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对以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资”企业规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属于外商投资的范畴，但与“三资”企业又不完全相同，是一种新的外商投资方式，无法直接适用有关“三资”企业的法律、行政法规。因此，2006年8月27日修订通过的《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对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国务院据此授权在《合伙企业法》的框架内依法制定了《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作出了一些必要的管理规定。与“三资”企业相比，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既存在诸多优势，也存在一些劣势。笔者略作总结，供诸位投资者参考。

一、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优势

(一) 首次允许中国自然人直接参与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包括两种情形：一是2个以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合伙人全部为外国企业或者个人；二是外国企业或者个人与中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此外，实践中还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中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通过入伙或者受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方式成为合伙人。
　　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将中方合作者严格限制为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规定不同，《管理办法》首次允许中国自然人直接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这是一个显著的突破。对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来说，在选择中方合作者时，除了中国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合伙企业，又多了一种选择——中国自然人。

(二) 设立简便快速

1．无需商务主管部门批准。

　　按照我国现行有关外商投资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设立“三资”企业需要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会牵涉到发改委、外经贸局、省商务厅、环保部门等多个部门，等到审批登记结束至少要两三个月。考虑到合伙企业的性质和特点，为了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便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以设立合伙企业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投资，《管理办法》对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实行直接向企业登记机关登记的制度，不需要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就是说，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由全体合伙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即可。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企业登记机关能够当场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不能当场登记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作出是否登记的决定。
2．无需验资，无法定最低额限制。
　　“三资”企业，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对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的规定，且在投资者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才能办理工商登记。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既无需验资，又无最低限额限制，只需要全体合伙人签署对各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出资的确认书。
　　因此，与“三资”企业相比，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设立、变更等无需商务部门归口审批，无需验资，由企业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这减少了审批环节、简化了办事程序，便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设立合伙企业。不过，《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合伙企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目前国家尚未对这类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工商总局对这类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登记问题作了两条特别规定：一是这类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二是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境内投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办理，涉及项目核准的，应当依据国家有关项目核准的规定办理。
(三) 管理机构简单灵活
　　对于“三资”企业来说，所有重大事项必须往往实行“一致决议”或者“多数决”，有时甚至会出现公司僵局，公司决策效率较为低下，严重制约企业发展。
　　而对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来说，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有限合伙人除外）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管理机构简单灵活，决策效率较高。
(四) 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曾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免征所得税。但是，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前述免税优惠。根据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三资”企业及其投资者必须分别缴纳所得税。而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这一规定对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同样适用。外商投资合伙企业遵循“先分后税”的原则，自身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由合伙人按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分别缴纳所得税。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与“三资”企业相比，外商投资合伙企业避免了双重纳税，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投资者无疑可以获得更多地回报。
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劣势
（一）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产业限制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应当遵守《合伙企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符合有关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由于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实行直接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的制度，没有规定商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为了便于企业登记机关判断、把握拟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是否符合有关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设立登记时申请人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的文件中，除《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文件外，还包括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说明。国家鼓励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促进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但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类和标注“限于合资”、“限于合作”、“限于合资、合作”、“中方控股”、“中方相对控股”和有外资比例要求的项目，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这样的话，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的鼓励类和限制类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有近百个产业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二）普通合伙人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无企业管理权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类型包括外商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含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外商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设立虽然具有诸多优势，但这一组织形式要求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传统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采取的公司组织形式，公司的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虽然我国法律确立了有限合伙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在确保至少有一个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下，其他合伙人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但是，有限合伙人被法律禁止行使合伙企业管理权，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因此，在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时，一定要慎重选择投资伙伴，防范投资风险，以维护投资者各方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当然，没有绝对的优势或者劣势，二者往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设计出满足投资者需求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