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广告发布者的赔偿责任/王德山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21:19:14   浏览:8077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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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广告发布者的赔偿责任
     ---- 对一起广告赔偿责任的评析

王德山

一 、案情
1995年4月17日某报刊登一则广告,广告主F省某县旅游工艺品厂(以下简称“工艺品厂”)因业务需要,欲寻求联营办厂的合作伙伴。H省甲村看到该广告后,按照广告中的联系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取得联系。甲村有关负责人在联系人李某的带领下到该厂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考察后,甲村与工艺品厂于1995年6月8日正式签订了“联营合同书”。为购买联营办厂所需机械设备,又在李某的介绍和带领下,甲村有关人员到Z 省某市机械厂(以下简称“机械厂”)进行考察。考察后,甲村与机械厂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甲村按合同约定向机械厂支付货款及托运费12万元。设备到甲村后,村领导通知工艺品厂安装时,李某等人却不知去向。打开机械设备包装,发现该设备为伪劣产品,不能使用,便与机械厂联系,但原签订合同者亦不知去向。甲村因此经济损失12 余万元。于是,1997年3月甲村以报社刊登虚假广告为由,向B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报社赔偿其经济损失16.7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判决驳回甲村的一切诉讼请求。甲村不服,上诉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 两级法院在审理此案时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报社刊登了虚假广告,应依据《广告法》第38条规定,赔偿甲村的经济损失。 理由分别有以下两种:1. 广告中所登的联系地址,是李某等人临时租用的,并非工艺品厂的真实地址,联系人李某也不是工艺品厂的正式职工。2. 报社刊登广告时未依法审查广告主的有关手续。工艺品厂已在1995年3月27日年检,其营业执照加盖有工商部门的年检章。由此认定,报社审查的营业执照(副本)并非原件,而是复印件。因此报社有过错,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该广告不是虚假广告,报社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有二:第一,法律并不要求广告中的联系人必须是什么人,联系地址也不要求必须是企业登记的地址,办公场地可以租用。第二,原告曾亲自到工艺品厂进行实地考察,看到了广告中所说的工艺品厂及其营业执照。在此基础上,甲村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因此报社并无过错,该广告不属虚假广告,对甲村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法院 最终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三、 法律评析
(一)分清法律关系 查明损失根源
甲村以报社刊登虚假广告为由,要求报社承当赔偿责任。法院亦以该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判决报社不承担赔偿责任。表面看来,争议焦点是该广告是否为虚假广告。但就本案而言,报社之所以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本人之见,并非取决于该广告是否为虚假广告。分清法律关系,查明损失根源,是本案的根本之所在。
本案涉及三份合同,即报社与工艺品厂订立的广告合同、甲村与工艺品厂签订的联营合同和甲村与机械厂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此而形成三层法律关系:一是报社与工艺品厂之间的广告合同法律关系;二是甲村与工艺品厂之间的联营合同法律关系;三是甲村与机械厂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三份合同及由此而形成的三层法律关系被此独立。
在分清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再分析以下甲村的损失。甲村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即联营合同和购销合同。甲村与机械厂签订购销合同后,按合同约定向机械厂支付了货款及运费12万元。机械厂向甲村交付了机械设备,买卖双方履行了购销合同。但由于机械厂不守信用,所供机器设备属假冒伪劣产品,因此给甲村造成了经济损失。可见,甲村的损失是发生在购销合同中,是因机械厂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而广告合同与购销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个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报社刊登的广告中丝毫没有涉及机械厂及其所销售的产品,报社与机械厂和甲村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它既不是联营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既不享有该两合同中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中的义务,当然也不应当承担购销合同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报社刊登广告时已明知或者应知工艺品厂与机械厂共同实施欺诈行为。至于甲村认为机械厂交付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并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应依法追究卖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有证据证明机械厂是与工艺品厂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可依法追究该两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二) 刊登广告与损害事实有无因果关系
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条件之一是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报社刊登广告的行为与甲村的损失有无因果关系?甲村在诉讼中称,因为其相信了报社的广告,才遭受了损失。否则不会签订联营合同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所以其损失与报社刊登广告有因果关系。
依甲村之推论,它之所以签订购买合同,是因为该村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而签订联营合同,是因为甲村看了报社刊登的广告。甲村的这种逻辑推理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样无限地推而广之,要承担责任的恐怕就不是仅报社一家,而将有无数者被连带。
不可否认,甲村的损失的确与报社刊登的广告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第一,因果关系的前提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由于广告合同与购销合同是两个不同的
法律关系,因此根本谈不上因果关系。第二,相信报社的广告并不等于报社侵
权。是否相信报社的广告,其本身就是甲村自己的主观判断,属其自身行为。甲村经实地考察,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第三,报社刊登广告的行为,包括甲村在此之后签订联营合同,并不必然导致甲村购销合同的经济损失。真正导致甲村损失的直接原因是购销合同的卖方即机械厂的违约(或违法)行为。因此机械厂的行为与甲村损失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然,如果报社在刊登该则广告时已明知或者应知工艺品厂与机械厂共同串通,刊登虚假广告欺诈他人,则另当别论。
下面就本案所争议的其他问题谈谈本人的看法。
(三)谁为广告主
在诉讼过程中,甲村提供了工艺品厂出具的书面证明,声称工艺品厂并未委托李某刊登联营办厂的广告,李某刊登广告时所用的营业执照不是原件,而是复印件。甲村就此认为,刊登广告者即广告主不是工艺品厂,完全是李某等人冒用工艺品厂的名称,实施诈骗行为,所以是虚假广告。那么,工艺品厂是否刊登了该则广告,广告主是否为工艺品厂。
李某在刊登广告时所出具的营业执照究竟是原件还是复印件,甲村和报社各执一词,无据可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甲村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合同中明确地盖有工艺品厂的合同专用章,工艺品厂对该合同专用章并无异议。其次,1995年4月11日,李某通过工艺品厂的银行帐号汇给报社广告费12700元。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即使工艺品厂当初未委托李某等人刊登广告,但从后来的联营合同及汇款凭证,已足以证明工艺品厂对他们行为的追认。其三,自广告登出至甲村起诉的两年间,工艺品厂始终未以任何形式对该广告提出异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法规规定,完全可以认定该广告主为工艺品厂,而非李某等人。至于李某是否为工艺品厂的职工,并不影响代理行为的成立。
关于联系地址、联系人的真实性问题,笔者完全同意法院的第二种观点,此不再赘述。
(四)未经年检的营业执照
甲村称报社审查的是未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因为工艺品厂已在95年3月27日年检,营业执照上加盖有工商年检章。因此报社未依法审查有效证照,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种主张并不完全正确。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企业年检的规定,首先,企业年检的最后期限是每年的4月30日。假如报社在4月30日以后审查的营业执照(原件)是未盖年检章的执照, 可认定报社未依法审查广告主的有效证照,报社应依法承担过错责任。但广告刊出时间是4月17日,审查营业执照的时间肯定是在4月30日前。所以,报社在不明知该企业已参加年检的情况下,如果审查的营业执照是未盖年检章的执照,报社并无任何过错,而不管该企业事实上是否参加了年检。因为作为报社,在4月30日之前并无权利和义务核查每一个刊登广告者是否参加了年检。其次,企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参加年检的,并不影响该企业法人资格的存在和正常的经营活动,只是由工商部门依法给予罚款或其他行政处罚。
划清了法律关系,分析了甲村损失造成的原因,并根据《广告法》、《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甲村主张的16.7万元的经济损失,报社显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假如广告虚假的法律责任
假如该广告确属虚假广告,报社的责任应分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 报社未依法审查有效证照,如未审查营业执照原件,而是复印件,或者4月30日以后,审查的仍是未经工商年检的营业执照,报社有过错。但在此情况下,报社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仅限于甲村与工艺品厂就联营办厂事宜中所支出的诸如考察等有关费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甲村所主张的购销合同中的经济损失,根据以上法律分析,即使该广告是虚假广告,报社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否则随便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报社赔偿其提出的各种经济损失。对于报社刊登虚假广告的行为,法律并非置之不理,可由广告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广告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处,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假如报社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工艺品厂和机械厂串通一起,刊登虚假广告,共同欺诈他人,仍发布该则广告,报社应与工艺品厂和机械厂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广告法》第38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如果报社与工艺品厂和机械厂恶意串通,刊登虚假广告,共同欺诈他人,报社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与工艺品厂和机械厂共同向受害人承当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作者:
王德山:男,1962年12月生,汉族,副教授,河南西华县人。
单 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村路口121号
邮 编: 100070
电 话:(010)83952248、83952249(办),1370120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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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胜洪大妈涉滥伐林木罪之续研!

龙君钱


  在拙文(资料3)中,笔者认为龙胜林农洪大妈涉嫌滥伐林木一案之犯罪要件不齐全,因而无罪。经《东方法眼》率先发表后,我们也收获不少参考性观点,借此感谢这些有远见的网编。

  有观点认为,对这种环境犯罪应适用严格责任(即无过失责任)。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理论界尚有呼声,但笔者却从未见有过先例。何谓严格责任,即“一切单位或个人,只要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导致了严重的危害后果,不论其主观上出于故意过失,都要担刑责”(概念可详见周珂教授之著作)

  我们广西的某公司违法排污,使“水质发生了变化”等情况,“主观恶意极大,应从重处罚”,后来我区环保局也就在今年7月29日对其开出了62余万元的高额“罚款”(详见:南国早报的《广西开出环境违法最高罚单》)。而本案中,58岁的文盲农妇洪大妈,为了生存、为了自己及瘫痪卧床十余年丈夫摆脱病魔的纠缠,不得已而伐林19.9立方米。却受到有罪6个月缓1年的“重刑”和1000元的“罚金”。 罚款罚金,孰重孰轻?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这壹仟元的罚金无异于让这个原已很不幸的家庭逼向死亡的绝境,也不禁给人一种逼良为娼的感觉。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不是立法者所希望看到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提倡“慎刑”,现代也有“谦仰性”刑法思想,甚至这两年还有“去罪化”思潮。如最高检在07年8月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其中就规定了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的老年犯罪嫌疑人,可作不起诉处理。(当然本案洪某无任何恶性,详见资料3)这难道不正是去罪化浪潮在中国司法过程中的表现吗?

  若用环境犯罪的严格责任来追究本案洪大妈的刑责。我们认为这些司法者是极不道德的,不但受到众人的谴责,还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为我国《刑法》根本就没有关于“严格责任”的相关规定。因而在本案适用严格责任是非法的、是不成立的。

  综言,本案文盲林农洪大妈是无罪的。除了笔者在资料3所言其对爱情的忠贞,对家庭的关爱。还有就是她对生活的热爱(想到我同窗蒙泽军先生七月份在《桂林晚报》发表的《病魔缠身农妇夜卧车底自杀》,当然这些人是不能和洪大妈所能比的。)洪大妈无不感动着我们每一位龙胜人,她也是我们心目中高大的农村母亲形象。

  洪大妈,我们祝福你,未来一定很美好!(完)冬至凌晨,龙于陋室

  优秀著作推荐:
  1.《环境法学研究》 人大社 周 珂 7300094342 38圆
  2.《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 群众社 郭建安 7501435847 38圆
  3.龙君钱:《广西龙胜:贫困林农砍伐责任山林是否构成滥伐林木罪》
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al/200912/20091213084317.htm 《东方法眼》

  东方法眼原创,本文网址: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al/200912/20091222134052.htm






守规矩与行法治

姚建宗

不依规矩便无以成方圆。

这道理浅显之极,故自古流传至今,无人公开表示怀疑,的确也不容怀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若都不守规矩、不遵守起码的生活规则,那么很显然,这生活必定是乱七八糟地纠缠成一团,没法儿过,构成生活的基本环节的游戏也玩不下去,大家只好散伙,把自己交给大自然,任由自然淘汰规律把每一个人驯服。这样,人也就回到了非人的动物种群之中,除了生存之本能,也就没有了更进一步属于人的东西,比如"生活",比如"游戏"。所以,过人的"生活",玩人的"游戏",其前提应当是"守规矩"--遵守最起码的社会行为规则。

然而,究竟该"谁"守规矩或者说究竟该"谁"来遵守社会规则?这可就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回答了。还是以足球这项游戏为例。1999年上半年,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参加甲A联赛战绩不佳,为摆脱困境,千方百计把从大连万达俱乐部转会至英国足球甲级俱乐部水晶宫队的孙继海买回来,并立即参加了甲A联赛大连万达队对深圳平安队的比赛。后来,由于深圳平安俱乐部战绩不佳,面临降级危险,于是向中国足协提出了对孙继海转会及在与深圳平安俱乐部队的比赛中的上场资格的合法性的质疑。因为中国足协曾明确地将孙继海的转会日以文件形式定于1999年8月1日,即孙继海只有在1999年8月1日以后才具有合法的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上场比赛的资格。在深圳平安俱乐部的一再追问之下,狼狈不堪的中国足协官员实在无法应付,便极其熟练地耍起了无赖:我说孙继海参加1999年7月29日与深圳平安队的比赛具有合法资格,就是具有合法资格,不容怀疑!当然,尽管当时深圳平安足球俱乐部理直气壮地准备将此事辩个清楚明白,理个是非曲直,然而,随着其逐渐摆脱降级危险,此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继而不了了之了。

作为球迷,我感到愤怒;作为法学者,我感到悲哀。因为在这里,足球这项游戏的规则被践踏了,它真的被"玩"它的人给"玩"了;也恰好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法治"被"玩"的全过程。而极为严重的是这并非幻像而是事实。足球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游戏,其魅力在于,游戏各方在遵守共同的规则的基础上尽显其力量、智慧、技巧和韵律节奏,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它要求足球运动员要守规矩,即遵守竞技规则、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等;它也要求参与游戏的集体即每一个俱乐部、每一个球队也同样要遵守竞技规则、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特别要求组织开展这项游戏活动的管理机构即足球协会,率先垂范,尊重并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唯其如此,足球才能真正健康发展,才能真正成为游戏。"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假若作为中国足球管理机关的中国足协都不自觉尊重和遵守规则,它有什么资格来组织开展这项游戏活动?又有何资格要求各级俱乐部或者球队甚至球员按照游戏规则来进行游戏?既如此,则足球这项游戏还能"健康"发展并吸引众人参与吗?假如不是怀着赌博的心态,那么我们有理由深表怀疑。

由此想到了法治。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有言,法治者,社会既有良法且社会活动主体又能普遍守法也。普遍守法,当然是就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体而言的,并无例外。详言之,一社会施行法治,在具备"良法"的同时,单个的个人、集体的个人即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国家或者政府都必须自觉地尊重作为社会生活之规矩的"良法"并严格地遵守这"良法"。否则,绝无法治。而在其中,国家或者政府及其官员尊重和遵守"良法"或者守规矩,对于法治之有无、法治之存废,意义尤其重大。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罗隆基先生在《什么是法治》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不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的,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由此看来,问题似乎比较简单了。看中国是否行法治,以及法治程度如何,只须看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守规矩(法)以及如何守规矩(法)。
因为,不依规矩便无以成方圆,政府及其官员不守规矩(法)便当然无以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