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及配套制度/夏寒梅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10: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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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刚刚诞生的制度，在适用中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及条件、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结合目前的司法实践及现有法律规定，应深入研究刑事和解正当性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建立与刑事和解相适应的配套制度。
一、明确刑事和解制度使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包括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性，客观条件则指案件事实与证据方面的基本要求，即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
首先，刑事和解应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为基本前提。“有罪答辩”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和解自愿”意味着在加害人真诚悔罪和及时赔偿的前提下，受害人发自内心地对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表示真诚的谅解。其此，刑事和解还应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为客观前提。即实行刑事和解程序的刑事案件，必须遵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查明犯罪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且对案件事实性质正确认定的基础上进行和解，既不能纵容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和稀泥”，也不能“存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案件事实决定犯罪性质，查明了案件事实，也就基本决定了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而犯罪性质的确定，又为解决犯罪人所应受到的刑罚惩罚的轻重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对该案件可否进行刑事和解。也只有案件的事实认定部分没有问题，作为被侵害的受害人一方，才有可能接受与加害方进行的“和解”。因此，所谓和解，并不是、也不可能就犯罪人所犯罪行的性质部分进行讨价还价，而仅仅是对量刑及民事赔偿部分进行的协商。那种认为刑事和解就什么都可以讨价还价、甚至可以牺牲刑法确定性的观点和做法是对法律和司法尊严的亵渎。
二、正确定位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地位，明确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审查认可的程序
在刑事和解中应确定为被害人的角色，把握好尺度以达到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盲目地抬高或者基于理论需要而过度推崇被害人的地位，更不能以此处罚来挑战、冲击国家公权力对犯罪等恶性的干预和惩罚。刑事和解制度不仅仅是单纯的程序问题，而且是程序与实体复合的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与国家审查认可权的复合。被害人有权请求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但这仅仅是一种请求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着最终的审查决定权，双方的和解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
尽管刑事和解充分发挥了刑事案件中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解决纠纷的积极性，有着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优点，但是，有两个重要问题却是必须面对的：（1）如何保障刑事和解的过程中不存在当事一方对另一方的欺诈、威胁甚至暴力侵害，即刑事和解的达成如何才能确保双方的真诚与自愿；（2）如何确认加害人已经去除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不再对社会具有危害性？因为个案中的和解并不一定表明加害人就不再危害其他社会个体。这时，就需要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对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的和解请求进行审查，然后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认可与否的判断。
在司法机关介入之时，当事人中的一方可以提出刑事和解违背自愿的主张及其证据，由司法机关作出最终的裁判；司法机关当然也有权主动进行审查，根据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判断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比如是否属于累犯等。这就在实质上解决了刑事和解中单凭被害人和加害人所无法解决的上述两个问题。所以，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应该有国家司法权利的介入和审查、确认，从而使这样的活动能在两个层面上得以合法化：一是确保和解出于双方的真诚与自愿，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回复；二是避免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被忽略并因此而导致对社会造成危害。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的刑事案件，国家司法机关介入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当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和解请求时，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国家司法机关可以从形式上审查刑事和解请求；对于较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国家司法机关的实质审查更是必不可少。应确立司法机关认可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和解协议的重要且唯一的法理依据在于：犯罪人已经真诚回改，对其适用刑罚从功利主义角度考虑已经变得意义不大。因此国家司法机关审查之后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一是认可、接受受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的和解请求，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二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认为不适合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因而不认可受害人的和解请求。
因此在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就和解协议的内容具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但是，对其诉讼的实体结局仍然没有自主决定权—决定权掌握在审查案件的司法机关手中。也即和解协议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和接受才能发生效力，即承认犯罪人和加害人的和解协议并在定罪或者量刑中以从宽处罚的方式体现这种认可和接受。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为何会出现一定数量的刑事案件“私了”的现象，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率低，罪犯的赔偿意识弱。当被告人被判刑之后，判定赔偿部分的判决书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而如果被害人事先与被告人和解，被告人能得到减刑，被害人就能拿到赔偿。出现类似情况既与一些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有关，也与被告人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以赔偿来要挟被害人要求减刑有关。面对这种现实，要保证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谅解出于内心的真正自愿就必须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除了进一步完善被害方有权申请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制度外，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尤为重要。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的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通过法定程序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在构建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前提下，那些因犯罪而使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被害方就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害方就会更慎重地考虑与被告人和解。只有被害人在其日常生活能得到最基本保障的基础上，同意于被告人和解，接受被告人的积极赔偿或者加倍赔偿，进而同意给被告方减刑，才可以说是比较能充分体现出被害方的自愿。此外，也有利于积极预防加害人利用赔偿要挟减刑的目的。
一、明确刑事和解制度使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
刑事和解的适用包括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和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性，客观条件则指案件事实与证据方面的基本要求，即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
首先，刑事和解应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辩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自愿为基本前提。“有罪答辩”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和解自愿”意味着在加害人真诚悔罪和及时赔偿的前提下，受害人发自内心地对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表示真诚的谅解。其此，刑事和解还应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证据确实充分为客观前提。即实行刑事和解程序的刑事案件，必须遵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查明犯罪事实、证据确实充分且对案件事实性质正确认定的基础上进行和解，既不能纵容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和稀泥”，也不能“存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案件事实决定犯罪性质，查明了案件事实，也就基本决定了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而犯罪性质的确定，又为解决犯罪人所应受到的刑罚惩罚的轻重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对该案件可否进行刑事和解。也只有案件的事实认定部分没有问题，作为被侵害的受害人一方，才有可能接受与加害方进行的“和解”。因此，所谓和解，并不是、也不可能就犯罪人所犯罪行的性质部分进行讨价还价，而仅仅是对量刑及民事赔偿部分进行的协商。那种认为刑事和解就什么都可以讨价还价、甚至可以牺牲刑法确定性的观点和做法是对法律和司法尊严的亵渎。
二、正确定位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地位，明确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审查认可的程序
在刑事和解中应确定为被害人的角色，把握好尺度以达到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盲目地抬高或者基于理论需要而过度推崇被害人的地位，更不能以此处罚来挑战、冲击国家公权力对犯罪等恶性的干预和惩罚。刑事和解制度不仅仅是单纯的程序问题，而且是程序与实体复合的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与国家审查认可权的复合。被害人有权请求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但这仅仅是一种请求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着最终的审查决定权，双方的和解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
尽管刑事和解充分发挥了刑事案件中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解决纠纷的积极性，有着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优点，但是，有两个重要问题却是必须面对的：（1）如何保障刑事和解的过程中不存在当事一方对另一方的欺诈、威胁甚至暴力侵害，即刑事和解的达成如何才能确保双方的真诚与自愿；（2）如何确认加害人已经去除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不再对社会具有危害性？因为个案中的和解并不一定表明加害人就不再危害其他社会个体。这时，就需要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对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的和解请求进行审查，然后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认可与否的判断。
在司法机关介入之时，当事人中的一方可以提出刑事和解违背自愿的主张及其证据，由司法机关作出最终的裁判；司法机关当然也有权主动进行审查，根据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判断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比如是否属于累犯等。这就在实质上解决了刑事和解中单凭被害人和加害人所无法解决的上述两个问题。所以，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应该有国家司法权利的介入和审查、确认，从而使这样的活动能在两个层面上得以合法化：一是确保和解出于双方的真诚与自愿，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回复；二是避免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被忽略并因此而导致对社会造成危害。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的刑事案件，国家司法机关介入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当被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和解请求时，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国家司法机关可以从形式上审查刑事和解请求；对于较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国家司法机关的实质审查更是必不可少。应确立司法机关认可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和解协议的重要且唯一的法理依据在于：犯罪人已经真诚回改，对其适用刑罚从功利主义角度考虑已经变得意义不大。因此国家司法机关审查之后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一是认可、接受受害人基于其刑事实体处分权提出的和解请求，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二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认为不适合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因而不认可受害人的和解请求。
因此在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就和解协议的内容具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但是，对其诉讼的实体结局仍然没有自主决定权—决定权掌握在审查案件的司法机关手中。也即和解协议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认可和接受才能发生效力，即承认犯罪人和加害人的和解协议并在定罪或者量刑中以从宽处罚的方式体现这种认可和接受。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为何会出现一定数量的刑事案件“私了”的现象，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率低，罪犯的赔偿意识弱。当被告人被判刑之后，判定赔偿部分的判决书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而如果被害人事先与被告人和解，被告人能得到减刑，被害人就能拿到赔偿。出现类似情况既与一些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有关，也与被告人故意转移或者隐瞒财产，以赔偿来要挟被害人要求减刑有关。面对这种现实，要保证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谅解出于内心的真正自愿就必须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除了进一步完善被害方有权申请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制度外，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尤为重要。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的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通过法定程序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在构建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前提下，那些因犯罪而使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被害方就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害方就会更慎重地考虑与被告人和解。只有被害人在其日常生活能得到最基本保障的基础上，同意于被告人和解，接受被告人的积极赔偿或者加倍赔偿，进而同意给被告方减刑，才可以说是比较能充分体现出被害方的自愿。此外，也有利于积极预防加害人利用赔偿要挟减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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