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司法改革
王利明

　　讨论司法改革，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朝着哪个目标进行司法改革。近年来，各地法院司法改革确实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做法并不一样，有的做法是好的，有的做法是否符合我们改革的目标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有关院长接待制，是否符合司法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司法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这个司法的独立，是从体制上考虑的，有人认为这是整个体制完善的关键，我同意这种看法。同时我想强调，司法独立不仅是体制完善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公正的程序，它是正当程序的表现。就是说：当事人打官司好比是一场竞技比赛，法官实际上是裁判，(从民事上讲)当事人好比是比赛的双方，法官作为裁判，假如在吹哨时不是独立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等等，那么这样的法官来吹哨可能就是黑哨，不是公正的裁判。因此，裁判的公正、独立才是整个比赛获得公正的前提，应当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司法独立。没有公正的程序就没有司法独立，从程序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它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很多同志都提出，我们的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这对我们观念的影响是不是根深蒂固的?在程序的公正方面，我们缺乏这种观念，这可能是东方法律与西方法律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审判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这种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特别强调程序的公正，当然首先要强调司法的独立。
　　在当前，中国强调司法独立，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我们通常讲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它的含义如何理解?有人把它理解成上下级隶属关系，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向人大负责的本质含义是，就严格执法、公正裁判这一点上，司法机关履行了职责，就是最好的对人大负责。这里讲的对人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决不是行政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负责。人大的监督，我认为是事后的、间接的、抽象的、一般的监督，同时这种监督是集体性的。这里特别涉及到人大是否对个案实行监督的问题，这曾在全国人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个人是不太同意这种提法。首先，它无法确定个案监督的范围。如重大案件的标准很难界定。其次，从民事角度上，我们强调个案监督表面上看是加强了人大的权威，但实际上，使人大从最高的监督机关成为处理个案的具体机构，这可能就降低了人大的地位。而且从民事方面来说，人大陷入到具体的民事案件后，将会陷入到无止无休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纠缠之中，如果支持一方当事人，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就会无止无休的找你，甚至上访，这样就会极大地损害人大的权威。特别是如果人大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涉及到国家赔偿问题，这样就会使人大处于一种很难堪的境地。同时，个案监督会有损司法的独立性，因为如果最后由人大来决定个案的裁判，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行司法权力，这的确同我国宪法的权力分工原则不相适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司法机构行使职权，这恐怕对加强司法独立不会有更大的好处。特别从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角度讲，假如我们允许人大对个案监督，那么对这个程序如何设计，将会遇到很大麻烦。如果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在没有一套公正的程序保障的条件下，是不是能够获得真正的正义，我觉得这还是值得研究的。如当事人如果对人大的决定不服，如何给当事人以救济，并且以什么程序给予救济，怎么去上诉等，它都没有一套公正的程序，在没有公正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预期的正义的效果。总体上，我认为司法公正问题，最终要靠司法机构内部制度的完善和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来解决。当然，外部监督不是不重要，也很重要。
　　其次，要处理好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按照WTO的要求，要强化司法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不能调处任何纠纷，关键是行政机关有没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权力。让谁最终解决纠纷，这是关键。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必须明确，只能由法院拥有解决纠纷的最终权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明确，行政机关拥有最终解决权，这就不符合WTO的要求，同样也很难说是符合法律的要求。从实践来看，在这方面确实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探讨，如有的地方规定，企业在撤销以后，由行政机关组织清算小组清算，这个规定是不是合法值得讨论。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行政机关无权这样做，而且这样做会使行政机关陷入到将来的民事争议程序中去，表面上看是扩大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实际上会造成无止无休的麻烦。这里的关键原因是，它们不是最终解决纠纷的机构。这样的问题最终只能由法院决定，清算小组应该由法院决定，怎么能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呢?现在就出现了不少行政机关被起诉的情况，这就是没有划清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分清这个界限，从实践来看，要正确区分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的界限。司法不能受制于政府配合行政中心任务的目标，如基层人民法庭有的成了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机构，配合政府从事计划生育、收粮征税等工作，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形象，还有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和企业搞共建，这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以上两点是从外部独立来说的。
　　从内部独立来说，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司法独立，是不是仅仅指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是不是包含在司法独立特有的范畴里。法官个人在行使司法审判权时，是否处处都要征求领导的意见，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确实我们承认目前我们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且还应体现为法官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独立。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上，法官都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司法领域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应该讲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权代替司法权，这两个问题的界限也没有划分得特别明确。我们当前的司法改革，首先涉及的是审判委员会的功能问题，这一问题一时间引起很强的争论。我个人认为审判委员会对于保障裁判的公正、审判的质量，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当前按照司法现代化的要求，审判委员会的功能恐怕需要重新探讨和认识。我觉得从程序公正的角度上讲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因为按照程序公正要求，应当有回避制度，但是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做到申请谁回避；按照公正的程序，当事人应当有当面陈述的权利，但是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实现这种权利；按照公正的程序，审判应当公开，公开是最重要的公正程序，但在审判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这些都很难做到。特别是，我们考虑到，过多地由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使法官产生办好办坏与自己无太大利害关系的心理，对公正裁判案件缺乏强大的责任心，这样就造成即使这个案子出现问题，也是由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实际上就是无人负责。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在实际中效果很小，与这一点恐怕也有关系。集体负责实质上是无人负责，因为你不知道应该对谁追究责任，长此以往，是不利于我们法官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的。这是一个连环套，越加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越不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法官素质不高又要更加强调审委会的职能。我认为倒不如实行法官独立责任制，真正的由法官独立行使职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由法官对自己的裁判负责，这样才能形成巨大的压力，来促使他不断地上进，从而保证法官独立后的裁判公正。所以，我认为我们改革不应强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而是尽量弱化它的职能，充分强化法官独立审判责任制。
　　第二，司法改革应当强调司法的权威性。对于这一点，在实践中，认识很不够，不仅是群众，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认识也很不够。其实我们讲法治，最终要明确司法的权威代表着法治的权威；司法没有权威，法治就谈不上权威。如果我们要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而且必须要提高法院的地位，使司法成为解决法律争端最权威、最具有约束力的方式。而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的依赖，应当转化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当不仅是独立裁判的机构，而且是督促机构和个人严格守法的机构。司法什么时候有权威了，我们国家的法治什么时候才真正有希望了。所以强化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这里有几点需要讨论。
　　第一，对法院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不能以实事求是等名义对生效的判决反复提审、反复查处。有一个案件经过六次审判，最终还是回到最初的结果，有的甚至出现七、八次审判。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批判我们的裁判没有终局的效力，这一说法不一定对，但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审、复查等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不是说程序上讲它不符合程序正义，但从司法的权威性上讲，这是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的。如果一个领导批个条子说复查，这的确损害司法的权威。另外，对二审以后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程序已经走完了，我们只能推定这个裁判是公正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经过多少次审判，最后确定的结果才是公正的，只能认为经过了这个程序，最后推定它是公正的。这种多次重复进行审判的作法不仅影响生效判决的效力，而且是一种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第二，我们讨论司法权威，是不是说法院什么都管，什么都能管。我认为法院既然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机构，那么所有的纠纷都应该提交到法院来解决；司法在任何时候，权限都是有限的，所以美国讨论可司法性问题，就是说某一纠纷它能不能到法院来解决。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讨论不够，后来有几个案件涉及这个方面，大家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北大那个告学位委员会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纯属学术的问题，司法界不宜过多地介入，除非它违反了一种程序，那么应该给予一种司法的救济。但是，如果假如说纯属一个学术的评判，我看司法最好不要介入，否则司法代替了一种学术的评判，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作法。司法在任何时候，它的权限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同样，司法的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非要管一些我们根本就管不了的事情，那么执行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最后，管的执行不了的话，也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所以，我认为法院不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管，不一定会强化司法的权威，可能会损害司法的权威。
　　第三，加强司法的权威性，要注意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守法是对于一般公民的基本要求，法官不仅仅是一般的公民，对他不仅仅是一般的要求，从事这种职业具有特殊性，对他应有特殊的要求。一般公民可以广泛地交朋结友，而法官则不能，弄得不好就会陷入到人情案、关系案中。一般公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对于法官可能恐怕要有更高的要求。这确实是一种自律问题。我认为假如你要当法官的话，可能就要陷入孤独的一群，这个意思就是说，法官不宜介入太多的社会关系，太多了对于法官的独立、法官的形象、法官的权威可能都有些损害。我们过去对于法官过分强调平民化，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在当时来说是对的，但这与当代社会司法现代化的要求是不太符合的。法官要保持他的权威性，特别是在上级法院，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朋友。只有做到让人见到法官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会更有权威。
　　第三，应当强化司法的统一性。当前司法权隔裂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法院，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确实成了名符其实的地方法院。对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我个人认为确实还没有根本解决，在个别地方甚至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表现在执行方面尤为突出，所以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是当前解决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当前，我们强调法院垂直领导十分必要，这对于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应当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是，仅仅通过强调强化这种垂直领导是不够的，还应当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来隔断司法和地方的密切联系，真正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首先从人事制度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提名必须都由同级人大来解决。当然，现在我们不可能修改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不违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提名由上级人民法院来决定，最后选举产生的权力归人大。但是这个提名的权力是否适当的与地方分离，由上级法院来决定，应当非常必要。其次，从经费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目前的经费管理缺乏统一的法定化的标准，不同的地方法院待遇不一样，因为当地的经济情况不同，办案条件等等情况也不一样，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法官之间的一种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法官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个人认为法官的待遇，包括办公条件等等都应当法定化，尽可能地法定化，这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但应当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同时，在财政预算方面也应该有所改革，当然现在要实现司法机构的独立预算是十分困难的，但完全由地方来供给法院资金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与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所以，我呼吁在这方面有所改革，尽可能地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关于法院设置的改革，现在也是讨论得非常热烈，有的建议要设置大区法院，或者使法院系统的设置与行政区划不完全一致，这都是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可以借鉴。
　　第四，完善审判方式和程序。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变的目标是适应严格执法和司法公正的要求，建立一套公正的、公开的、民主的、高效的审判程序制度。鉴于原有的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既不利于追求客观的真实，也极易导致司法的腐败，所以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强法官的职权，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和作用，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程序权利和作用，认真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禁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贯彻调解的自愿原则，减少法官依职权所从事的调查取证活动。庭审方法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和责任制，判决书应当详细阐述判案理由并应当公开出版，尤其是在法院内部的审判机构的设置方面，也应当促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废除所谓对案件的裁判实行“层层把关、层层审批”制度，逐步落实合议庭的职权，同时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使审判委员会从讨论和决定过多的案件中解脱出来，工作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工作总结上。在司法解释方面，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我们今后在有关知识产权、投资、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应当充分考虑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惯例，使司法解释在这些方面也尽量与国际接轨。
　　程序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合理的、充分反映效率要求的程序制度。此外，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在我国现行的程序法中并没有充分体现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尤其表现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方面。由于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之上的，而并不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具体表现在：对再审的次数没有限制，因此，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可以无次数限制的再审。同时根据民诉法第179条的规定，只要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或者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即可再审，从而使当事人只要发现了新的证据即可要求再审，甚至可以在一审或二审中故意隐瞒证据，将之留待两审终审后利用该证据启动再审程序。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运用在程序法中必须遵循程序的规律，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以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程序的正义为前提的。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须即时终结，因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事实不能无限期地调查下去，证据也不能无限期地收集和提供，当事人也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将案件交给法官继续审理。对于再审程序而言，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补救措施，目的在于纠正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不能对案件反复审理。
　　第五，建立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制度，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尽快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可以说，现有的队伍素质整体上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需要。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为了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队伍素质，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法官的选拔和淘汰制度，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同时要完善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责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加强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训练，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法律适用问题

王燕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10月14日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该条罪名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笔者拟对该罪的法律适用中的问题，谈谈本人的粗浅认识。
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的法律适用问题
　　这个罪的主体，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是离职。过去是国家工作人员，现在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这里讲的离职，不仅指离休和退休，还包括主动辞职或被开除的。只要他过去是国家工作人员，现在不是国家工作人员，都属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第二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属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第三部分。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使用了这些概括、抽象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字表述，给司法机关带来一些操作上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1、对近亲属的理解，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近亲属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三大诉讼对“近亲属”规定的内容并不一致。可以看出，民事法律当中的近亲属范围要大于刑事法，有人认为从修正案规定的立法意图来看，以民事法律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来认定似乎更符合立法本意,似乎有扩大该罪主体之意。但笔者认为作为实体法的刑法只能按照与其对应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不能作扩张解释，因为最高法院在适用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方面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只能适用相应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加之本罪还有另一方面的主体，即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刑事诉讼法未规定为近亲属范围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完全可以包含在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内。但从近年来我们检察机关查办的大量案件看，有相当部分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侄儿、侄女、姻亲、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借用其名誉收受贿赂，加之按照我国的传统，近亲属的范围应是直系血亲、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及姻亲，因此有人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本罪中的近亲属作出司法解释，笔者认为两高在刑事诉讼法未作修改前，不应对此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因两高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均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修改为“近亲属是指：夫、妻、直系血亲、五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及姻亲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2、密切关系人的范围。这个关系密切的人就比较难界定了。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在相关司法解释还没出台之前我们检察官如何运用法理去解释“关系密切的人 ”是法律适用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两高在2007年7月8日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意见》里和中纪委相关文件中确定的一个概念------“特定关系人”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夫、情妇以及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有人将本罪的“关系密切的人 ” 与“特定关系人”划等号。他们认为将近亲属拿出来以后，剩下的就是“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笔者认为，特定关系人往往限定在近亲属、情人、有共同财产、共同利益关系的关系人，如果将“关系密切的人 ”理解为“特定关系人”将导致惩罚范围缩小,违背立法原意,达不到治理犯罪的效果。但我们又要防止过分扩大对于“关系密切的人 ”范围的解释而是将其变成一个“口袋罪”。因此,对于认定“关系密切的人 ”的标准的探讨在司法实践中尤其重要。根据立法意图，笔者认为“关系密切的人 ”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关系确为密切;第二，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一定的影响力。通常形成“关系密切”的原因的情况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关系密切”。即除了近亲属之外，还应包括其他直系血亲关系、旁系血亲关系、姻亲关系等。二是基于区域关系而形成“关系密切”。如同乡关系、邻里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等。三是基于职业关系而形成的“密切关系”。如同事关系、合作关系等。四是“关系密切人”的存在是依附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只有其直接或者间接地利用了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进行受贿才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关系密切人”在国家工作人员和行贿者之间直接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或者说是中介作用。关系密切人个人本身并没有职权,其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需要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完成的。五是“关系密切人”虽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但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并无主观上的通谋,故在此种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犯罪,而“关系密切人”独立成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行为人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关系人不知情(无通谋)的情况下,关系人独立构成犯罪的一项罪名。
3、有人认为本罪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其犯罪主体不应限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并未限定本罪的主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这里的密切关系人系指没有利用影响力的人，当然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必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只有请托人得到的利益是不正当利益，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才能以本罪追究。如果请托人获取的利益是法律、法规允许的，是正当的利益，这个“关系密切的”人，无论收到多少钱，无论在多少个国家工作人员中穿针引线，都不构成本罪。立法上限定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在司法实务中就需要解释什么是不正当的利益。笔者认为，这里的“不正当利益”应该与其他贿赂犯罪中的“不正当利益”的解释相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客观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
　 关于构成本罪的客观要件。有两种情况:一是数额;二是情节。即，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对于收受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本罪，对于收受数额虽未达到较大，但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可以定罪。包容了一些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是造成其他严重危害结果的行为。修正案并未对数额采取立法定量，在实践中笔者认为数额较大应当以贿赂罪的数额相一致，即为5000元以上。
四、认定本罪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区别。两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犯意的联络，下列两种情形应该认定为受贿罪共犯：（1）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的，此时，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实属共犯中的帮助犯；（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受收了他人财物（未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此时，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实属共犯中的教唆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人本人是没有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犯罪行为的实施必须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次，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一定是没有共犯关系的，才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界限。介绍贿赂罪的主体也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在请托人和受贿人之间穿针引线，而且介绍贿赂的人往往自己也拿钱，通过他的介绍最后收取好处，两罪的主要区别是介绍贿赂罪一定有一个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影响力受贿罪根本就没有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
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斡旋受贿罪的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客观上与斡旋受贿相似，他本人不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是通过他自己的职权和地位，让其他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斡旋受贿罪与本罪的区别主要是主体上，斡旋受贿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是职务上属于上一级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现有或原有职权的影响，通过其下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这些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不要求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如果具有了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也只是一般的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现有的权力或原职权对国家工作人员造不成影响，只能是以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的身份出现。
4、实践中，我们在查办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时有可能会出现“丢卒保帅”的情况，即国家工作人员有可能一口咬定他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方有可能主动把这个责任包揽过来。这时候我们检察机关没有办法，只有定其中一人的罪，而定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罪。所以说，我们在查办案件的时候，应当本着这样的原则，首先，如果碰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先要查他们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没有共同故意。如果有共同故意的，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来认定；如果经查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共同故意的，再按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