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浅析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e-mail：zhangxzx@sohu.com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经济学中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详细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是具有驱利性和理性二维特征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以上分析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
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就是在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也只大约在6-10%之间，按照他对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 这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
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
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试论当事人陈述的意义

杨亚新


　　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对诉讼程序的开始、发展和终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法院确定管辖权，划定案件审理的基本范围。当事人一般是在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才求助于诉讼这种解决纠纷的手段的。他们希望通过权威的第三者即法院的正确裁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法院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如果原告不到法院进行起诉(无论口头方式还是书面方式)，诉讼程序就不会启动。正是当事人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行为，才使法院得以享有对当事人争议进行审理的管辖权而发动诉讼程序。被告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如管辖权异议等，使法院据以正确认定自己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可见，当事人陈述是法院正确确定管辖权，避免错误立案受理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原告的起诉，被告的答辩，第三人的申请，都是围绕着诉讼标的进行的。当事人在诉讼行为中所陈述的有关事实，构成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范围。人民法院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围绕着他们的诉讼请求，查明案件有关事实，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处理各种纠纷。离开了当事人陈述，法院审理案件就会无的放矢，既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又造成了诉讼的浪费。
　　2．有助于法院查清案情，正确断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是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人民法院调查了解审理案件事实往往首先是从当事人的陈述入手的。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必须要有相关事实情况为依据；被告进行答辩和反驳也要递交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等等。可见，当事人在参加诉讼时必定会提出有关的事实根据以支持其主张，或者说明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有关事实和根据，而这些事实和根据大多是以口头或书面陈述的形式出现的。当事人提出的这些事实和根据，不仅为法院明确了证明对象，而且便于法院把这些对案件事实的系统陈述加以印证，借以了解案件的事实真相。人民法院据以定案的事实基础是：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特别是当事人陈述和法院自行收集的证据的审查核实，去伪存真，而构建出相互协调统一的证明锁链或证据体系。另外，学者们总是怀疑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即使是那种出于有意识地歪曲案情的不真实的陈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是有证据意义的。当事人不愿意证实或承认实际上存在、但对他不利的那种事实，如果我们查明其陈述的欺骗性，就可以假定需要查明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当事人陈述的反证意义不能被忽略。人民法院正是通过对当事人一致陈述的认定和不一致的鉴别、比较，在结合其他证据加以逻辑整理的基础上，最终作出对事实的裁决，然后再通过适用法律解决纠纷，达到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是当事人的陈述而不是其他证据，使法官或事实审理者在当事人双方的紧张对立中把握住了事实真相，使司法正义成为现实。
　　3．有助于迅速解决纠纷，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当事人是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而请求法院给予救济或保护的。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当事人往往积极地提供其主张和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且一般也愿意将其了解到的全部案情向法院作客观陈述，并提出证人和有关证据材料，因此，当事人陈述的证据意义不容低估。但是，人民法院仅依靠当事人陈述来获取案件真情是不够的，这时就通过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和证据线索，“顺藤摸瓜”，调用较少的司法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掌握案情，认定事实，作出裁判，迅速地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纠纷或打击惩罚犯罪分子，实现诉讼的公正和效率。诉讼效率化是指司法投入和产出之间比值的最大化。即在固定的司法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社会正义或者在减少司法投入的情形下生产出同样多的社会正义。效率化无疑是当代各国诉讼程序意图实现的目标之一，而正确、恰当地利用当事人的陈述，使当事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疑是法院迅速查清案情，处断案件，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4．有助于进行法制宣传，培养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整个活动过程是当事入学习运用法律或者接受法院的法律教育的过程。从当事人角度来看，当事人通过对诉讼程序的参与，对法律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掌握，明白了法律保护什么、禁止什么，从而达到既解决纠纷，又预防纠纷的目的。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通过指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等程序行为，既教育了当事人，又向旁听群众进行了生动的法制宣传，使人民群众知
法、懂法、守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大业。因此，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不只是为了解决某一个案件，而且还在于通过解决一个案件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从而起到预防纠纷或犯罪的目的。
　　另外，当事人的承认，作为当事人陈述的特殊形式，对当事人举证责任负担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或辩解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加以承认，则将发生法律约束力，免除该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承认的事实和理由加以举证证明的责任。


北安法院 杨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