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遭遇“有案不收”“有案不理”

【提示】
公民合法权益一旦遭到行政机关不当侵害，行政管理相对方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先是不理不睬，经原告多次催促，法院随后出具一纸“不予受理”裁定书，原告明知这样的裁定是应付了事，法院的目的在于不愿将行政机关的行为置于司法监督范围，眼下类似于有案不收、有案不理的情况不在少数，本案反映出来的问题便是其一，通过本案的诉理辩析，可以给行政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
【案情】
赵某等一百余名退役军人，曾经是参战参核人员，2007年国家和民政部依据军人优抚条例将两参人员列入优抚对象范围，赵某等人经过地方民政部门的审核，为这些人员发放了优抚金，2010年10月份，地方民政局突然通知停发这一百多人的待遇，赵某等人向民政局提出书面意见，要求恢复，民政局书面通知不予支持，2011年赵某推选代表向基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先是不管不闻，经赵某等人一再要求立案，法院工作人员随后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赵某的行为是信访事项，法院依据【2005】行立他字第4号不予立案，赵某接到裁定后，表示不解，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法院非但不追究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反而不予受理，经咨询律师后，决定提起上诉。
【事实】
原告系参战（曾在军队服役并参加过作战的退役人员，包括自卫还击作战、防御作战等）、涉核（原国防科工委21试验基地8023部队）和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的人员（参加过核试验效应实验、执行过核试验保障任务、参加过核爆炸条件下军事演习、曾在核导弹、核潜艇部队涉核岗位服役的人员），退役当初被安置在相关企业工作，后因企业改制成为下岗失业人员，无力重新就业，造成家庭生活困难，成为弱势群体，近几年因身体等多方原因，退休在家。2007年中央及国务院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将参战、参核退役人员列入优抚对象范围，经被告审查后报经审核落实了原告的生活补助待遇。2010年7月1日被告无故停发了原告的优抚待遇，原告向被告提出书面异议，被告于2010年11月16日书面答复称：“对原告提出恢复享受参战、涉核人员生活补助待遇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随意停止原告优抚待遇的书面答复理由，违背国务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相关规定，原告享受参战、参核退役人员优抚待遇，符合国家民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被告先期备案层报，经上级相关部门审核落实颁发优待证书，三年后被告以“不再符合补助费发放条件”为由停发优抚款，此作法明显错误。被告取消原告享受国家特殊待遇的“职权范围、资格条件、行政程序、认定事实、停发理由”违背法律规定，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撤销。民政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和《关于做好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对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生活困难的参战人员、对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中不符合评残和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条件，但患病或生活困难的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发放生活补助。原告身为参战、参核退役人员，2007年申请特殊待遇时，身体患病、生活困难、无工作单位。国家政策中并无“未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除外条件，被告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排除原告的作法，曲解或擅自改变国家政策规定的条件，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三条及民政部相关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优抚工作的通知》精神，“优抚对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建立政权、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做出特殊贡献的社会群体，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心优抚对象，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政府从巩固国防、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和做好优抚工作，按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达到或略高于当地群众的平均生活水平，依法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优抚对象实行住房、用工、医疗、社保等方面贯彻实行优先、优惠”。由于原告领取的社保金标准低，家庭生活依然困难，原告均年过半百，无力改善基本生存状况，尽管享受了很低的生活补助，但原告的生活水平与地方公职人员的平均生活水平差距很大，眼下步入老年，生活、住房、医疗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原告的合法权益有待进一步保障。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保障政策的通知》、《关于认真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就业和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认真做好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财政部门严格履行中央落实有关政策的职责分工，进一步落实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再就业扶持政策，解决其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接续问题。另从安徽、湖南（每月350元生活补助）、浙江、云南、贵州（每人每季度1200元）等地的情况获知，这些省区给予在企业退休的“两参”退役人员生活困难补助，且随地方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优抚待遇，此项特殊待遇包含着党和国家对特定退役军人的一种荣誉优待，中央政策规定将优抚对象的社保与生活补助工作列为共同关注的方向及逐步改善和提高的目标，被告取消原告每月220元特殊生活补助的作法违背中央政策。
综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六）、第五十四条（二）、（三）项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裁定】
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字第4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一款规定，不予受理。
【上诉】
原告认为，原审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确有错误，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1）新行立案第1号行政裁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第三款、第6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二)规定，案件涉及集团诉讼，影响面大，请求中级法院立案受理、自行审理或指令本辖区内其他法院立案审理。
【点评】
1、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的问题：
上列上诉人均系参战、涉核退役军人，2007年中央及国务院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将参战、参核退役人员列入优抚对象范围，经被上诉人审查后落实了上诉人的优抚待遇。2010年7月1日被上诉人无故停发了上诉人的优抚待遇，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要求恢复待遇的书面报告，被上诉人于2010年11月16日书面答复不予支持核发优待款请求。《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六）、第五十四条（二）、（三）项规定，原告提出的诉求属于民生类、行政给付类争议，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受案范围，从主体资格、行政行为内容、行政职权范围、权义指向标的等多角度分析，原告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六）项规定，“没有发放优抚金的行为”是司法审查行政不作为的主要受审范围之一，优抚金是指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由国家发给因公牺牲、病故或伤残军人等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抚慰的专用费用。
一审法院以“信访事件”为由不予立案，将上诉人正当合法的要求当皮球一样踢出法院，违背法律规定。
2、不予受理的第1号行政裁定是否正确？
一审裁定依据【2005】行立他字第4号答复作出，该答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给湖北省高法的个案复函，名称为《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此意见仅指“信访机构”不能成为适格的行政被告主体资格而不予受理，不适用于上诉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民生类争议和诉求。
一审法院错误解读了【2005】行立他字第4号复函的本意，复函中适用的是“信访工作机构”，而不是“机关”，复函专门针对信访机构，不得任意扩大。
“机构”与“机关”虽一字之差，但性质截然不同。
从主体看：“信访工作机构”是代表其所在本级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处理信访事项的内设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其处理信访事项活动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其所在的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访工作机构”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具有可诉性，被告也不应当是信访工作机构，而是其所在的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
从行为内容看：信访工作机构的权限和职责只是受理、交办、转送、协调、督办、指导信访事项，信访条例规定的此项职责表明信访机构不能直接替代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作出决定。
从程序看：信访是通过信访条例规定向政府或部门处理信访事项的内设机构启动程序，本案中的被上诉人并非信访机构，答复行为并非“交办、转送、协调、督办”等非权义性事项，其作出的不予支持的答复意见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拘束力，对上诉人的实体权利具有实际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优抚待遇发生争议，上诉人要求恢复报告，并不是通过信访体系启动的，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最高院复函中关于信访主体、内容、程序的规定，任意解读，扩张使用，属于断章取义、张冠李戴。
【感悟】
上诉人属弱势群体，诉求的案件属于民生类、行政给付类案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要求“有案不收、有诉不理”，其作法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
最高院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涉及民生的各类行政案件的审理，通过公正、快捷的审判，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迁就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及时受理行政案件，进一步增强为群众解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得随意限缩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得额外增加受理条件；最大限度地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对起诉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基本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先予执行。
最高院同时明确规定：各级法院要加大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保护力度，切实解决行政案件应当受理而不受理，或者不依法及时受理，导致行政相对人告状难的问题；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行政诉讼立案监督，对于符合立案条件不予受理的，及时予以纠正，防止因当事人告状无门而到处上访，激化社会矛盾；确保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平等法律地位；确保当事人受损害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确保违法的行政行为得到纠正或者受到否定性评价；确保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得到尊重；确保法律的权威得到维护。诉权保障不力，公民的合法权益就难以有效救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就不可能得到满足。
行政诉讼制度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有效、最直接的法律制度之一，是新形势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行政诉讼受理渠道是否畅通，是这一优良司法制度能否有效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前提。诉讼渠道不畅，必然导致上访增多，非理性行为加剧，必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削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职能作用。一审法院的裁定行为表面上看有理有据，实质上是与最高院的规定唱反调，挖空心思地袒护地方行政机关，与司法为民的宗旨背道而驰，极大地伤害了当事人对司法的期望。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案件，导致上诉人对法院是否官官相护、能否秉公执法心存疑虑。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凡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性事项，不得擅自加以排除，法院必须充分践行司法权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受人民监督的根本宗旨，让人民群众对获得公正裁判充满期盼。

政府采购合同解除制度的缺失

作者：谷辽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发表时间： 2005年12月13日 09:07


　　政府采购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法律制度。其法律特征是：政府采购合同解除以有效成立的政府采购合同为标的；合同解除必须具备解除的条件；合同解除原则上必须要有解除行为；解除的效果是使合同消灭。


　　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这是我国政府采购法明文规定的。在整部政府采购法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的解除，因此，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只要存在我国合同法三种解除情形，那么，通过严密程序所达成的政府采购合同都将轻而易举地被解除。在此情形下，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宗旨和政府采购合同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都将落空。以下，笔者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分析我国政府采购法合同解除制度的缺位。

　　政府采购立法没有禁止协商解除合同

　　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是我国合同法所允许的合同解除情形之一。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缔结合同是当事人的自由，解除合同也是当事人的自由，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与他人订约，有权决定与谁签订合同，有权决定签订什么样的合同，也有权决定在合同成立后通过协商解除合同。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合同中的体现。自由解除合同是民事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之一，在法无禁止的情况下，政府采购合同的自由解除同样也应该体现意思自治原则。当然，这与国际上的政府采购合同制度是背道而驰的。但由于我国立法将政府采购合同定位在民事合同上，政府采购法又无例外规定，故只要具备合同法所规定的协商解除条件，当事人通过协议，重新成立一个合同，将原来的合同废弃，使基于原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只要符合我国合同法的解除条件就是允许的。

　　协商解除合同的特点是：合同的解除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是以一个新的合同解除原来的合同。由于协商解除程序是采取合同的方式，要使解除合同有效成立，也须有要约和承诺，双方达成了合意，就发生解除的效力。由于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规定政府采购合同的解除必须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故在政府采购合同不需要办理上述手续的，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之时就是合同解除生效之时，或者由双方当事人商定解除生效的日期。可见，在合同法所规定的协商解除情形下，我国政府采购合同缔约环节各阶段的严肃性将徒具形式。

　　政府采购立法没有禁止单方解除合同

　　笔者这里所说的单方解除，是指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完毕之前，当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而使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法定”不是指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解除条件，因为前述已经说过，政府采购法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合同解除，故这里的“法定”主要是指合同法的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任何一方都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力。单方解除与协商解除不同的是，当事人一方在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直接行使解除权，终止合同，事先不必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而协商解除则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并非一方行使解除权的结果。如根据合同法，当事人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直接解除合同。在前述五种单方解除条件中，预期违约、迟延履行等概念在我国政府采购实践中是经常碰到的，故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些解释。首先关于预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两种形态。前者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届满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明确表示不履行其合同义务；后者是指在履行期届满前，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预期违约的两种形态都属于在履行期前毁约，而不是在履行期到来之后的违约。

　　政府采购立法没有规定处理解除合同争议的机关

　　实践中，笔者经常碰到的是，供应商因故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提出解除合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习惯上向政府采购活动的主管机关财政部门投诉处理，而财政厅局通常也很乐意对供应商解除合同行为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笔者认为，这是没有任何现行法律根据的。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后，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政府采购合同的效力，如果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未成就、解除权已经消灭或者主张解除合同的当事人未通知对方当事人，应当裁判合同未被终止，合同关系继续有效，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当事人因此所造成的损失。从前述分析可知，从目前的法律制度来看，有权处理政府采购合同解除争议的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其他的行政机关都没有主管权，不论是供应商还是采购主体，都不能向财政部门投诉，财政部门也不能行使政府采购合同解除争议的行政主管权力。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将政府采购合同归类到我国《合同法》管辖，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政府采购合同毕竟还是属于公法范畴，涉及到许多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世界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的政府采购合同主管机关，我们通过普通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目前还是存在着许多立法和现实的冲突。（３０）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