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本溪市人大常委会


本溪市法律援助条例


　　　　　　　　　　　　　　　本溪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４号）
《本溪市法律援助条例》于2000年８月４日由本溪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00年12月7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溪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溪市法律援助条例
（２０００年８月４日本溪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７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法律援助条件、形式
　　第三章　法律援助管辖
　　第四章　法律援助程序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六章　法律援助资金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法律服务组织在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指导和协调下，指派律师、公证员和其他基层，法律工作者，依法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免收或减收费用提供的法律帮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服务组织，是指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基层法律事务所。
第四条　市、自治县、区司法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法律援助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下承担日常法律援助工作，并接受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指导。
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单位应当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条例的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社会团体、有关院校和基层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应当接受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法律援助条件、形式
第七条　具有本行政区域常住户口或暂住证的公民，或者事由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外埠公民，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经济困难需要法律帮助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
第八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刑事案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人民法院指定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一）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第九条　申请人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刑事诉讼案件；
（二）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的；
（三）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
（四）追索侵权赔偿的；
（五）请求国家赔偿的；
（六）其他规定需要法律援助的事项。
第十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一）申请人不能提供涉讼案件的有关证据并且无法调查取证的；
（二）争议的标的额不足１０００元的债权债务纠纷的；
（三）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骗取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程序简单，无需专业人员帮助的案件；
（五）其他不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
第十一条　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方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案件中的代理；
（三）民事和行政诉讼的代理；
（四）非诉讼法律事务的代理；
（五）公证证明；
（六）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三章　法律援助管辖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非诉讼法律事项，由申请人居住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三条　同一法律援助事项，由同一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市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以指定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协助另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四条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由最初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管辖争议时，由市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受理。
第十五条　市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将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管辖的法律援助事项指派给另一个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或直接受理。也可以将本级管辖的法律援助事项指派给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第四章　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六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身份证、户籍证或者暂住证等有效身份证明；
（二）《救补金领取证》或由民政部门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三）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基本情况及有关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七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由其监护人或者代理人代为申请，并提交有代理权的资格证明。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１０日内，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同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告知不予法律援助的理由。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法律援助机构应重新审议一次。
承担法律授助事项的法律服务组织应与申请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１０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或者一审判决书副本送交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后３日内制作《决定法律援助通知书》，函复人民法院，并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收或免收费用提供法律援助民事诉讼代理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先行对申请人作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依照有关规定决定诉讼费的支付。
第二十二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使用规定的法律文书。结案后将案卷材料送交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不得拒绝提供法律援助。
对接受法律援助的申请人要求法律援助人员回避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在调查核实后，作出是否更换的决定。
第二十四条　法律服务组织应当按规定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依法履行法律援助的职责，法律援助组织应当为指派承担法律援助的人员提供工作便利。
第二十五条　被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及时向申请人告知法律援助事项进展情况。
法律援助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得泄露国家机密和个人的隐私。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接受法律援助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
（二）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履行职责的，可以向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投诉或提出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申请；
（三）认为法律援助人员与申请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要求回避。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接受法律援助应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与相关的情况，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二）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
（三）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经双方协商，可不终止法律服务，但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四）因法律援助事项的解决获得较大经济利益，具备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能力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八条　申请人不遵守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
　　　　　　　　　　　　第六章　法律援助资金
第二十九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市、自治县、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从律师、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业务收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法律援助资金。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用于补充法律援助资金。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资金由法律援助机构统一管理，存入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法律援助资金用于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差旅费、资料费等必须的费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服务组织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对法律援助人员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惩戒。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追缴法律服务费用。
第三十四条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一宗免职案点评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张喜亮

此案处理时间之长，涉及的程序之多，实属少见。就案情本身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复杂，笔者认为，其中的法律问题应当是比较简单的，人为因素却是极其复杂的。此案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第一，单位管理的人为因素问题。

宫秀丽任职，按聘任合同之约定为期一年半。由此，聘任单位应当以受聘者一年半的业绩进行考核，决定其任免。单位在聘任合同生效一个月前制定半年期完成利润考核标准，并以此决定任免。如果可以从法理言之的话，如果聘任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那么前边规定的按照半年利润考核指标决定免除宫秀丽的职务，应当属于无效之举：因为后边的合同约定实际上是否定了前边考核决定的。
对于1992年利润核算标准，双方形成了争议。事实上翌年2月确实有6万元的进账且足以实现2万元的利润考核指标，可见，免职宫秀丽的要件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单位否认宫秀丽所言之核算标准的话，那么，专业机构出具了书面说明之后，领导毅然决定免其职，不能不让人置疑；另称宫秀丽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海南公司，显然是一种主观臆断成莫须有之嫌。再者，免职后按理应适当安排工作，单位将其按照所谓富余人员处理，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凡此种种，不能不说是人为地把事情复杂化了。

第二，仲裁和诉讼中的问题。

仲裁机构受理此案，应当是考虑到了时效的问题，该案发生至第一次申请仲裁，历时多年；仲裁机构能够受理此案，在时效上是采取了变通灵活态度，然而，在具体审理的过程中却采用了一种极其刻板而简单的方式：举证不利予以驳回。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举证责任倒置即职工方无力举证单位方应当做无过错举证的原则，仲裁庭不可谓不知。当然，也许在审理过程中另有其他情节。实际上，如果仲裁员能够对此案更细心更责任感地审理，笔者认为，此案不会是简单的驳回。因为工资减发或医疗费用之类的事项，并非是那么难查证。但是，二次仲裁还算是具有一定的素质，如果在第一次仲裁时能够是这样的话，此案应当更能令人欣慰。同一案件同一仲裁机构，出现两个迥异的结果，除有申诉人的责任，还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武昌法院受理此案，于法有据。但法院在审理中认定仲裁未审的内容本院亦不审理，这其中实则有法理认识的模糊。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进行的，作为一宗民事案件，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做出相应的判决而不是根据仲裁的内容确定审理的议题。仅仅根据仲裁与否的议题而简单驳回，除有其他难言之隐，难免令人置疑法官的法律素养。第一次提请诉讼，武昌法院因仲裁未审理事项作出驳回处理，而对第二次起诉作出的判决，则令人莫名其妙。中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不无道理。

第三，执行问题

一般来说，当事人不服裁决而在法定的时效内提起诉讼，法院作出判决的，裁决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此案则有其特殊。虽然一审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但是，二审法院则认定一审法院审理有误且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一审判决被撤销，则本案实际上只有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处理结果即裁决书。如果不认定裁决书的效力，那么，此案便完全是一场法律的游戏，当事人的纠纷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法律的精神便被亵渎。如果不能执行裁决书的话，此案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对于裁决书的执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异议，可以寻求其他渠道解决；如果是权利人一方要求不执行即放弃其权利请求，则另当别论。

第四，申诉人问题

此案历时之久，首先应该说申诉人有责任。按照我国劳动法之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60日内提起仲裁，此案显然是超过了申请仲裁的时效，尽管有其合理的理由。作为劳动者应当具备一定的劳动法律常识，当发生纠纷时，首先应当想到的是依法处理，用法律来维权。当协商或调解不能奏效时，应当及时申请仲裁或提请诉讼。当然，仲裁和诉讼都是比较专业的活动，当事人应当对不懂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咨询。如诉状的切入点、证据搜集等等。分析本案，除仲裁机构、法院人员的素质等原因，此案经历了这么多的周折，可能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或切入角度不尽合适有关系。比如，如果当事人从用人单位免其经理职务作为切入点而提请仲裁或诉讼，就很难不被驳回。

附：案件
宫秀丽案件

第一，根据合同任职期为一年半，

1992年，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湖北公司）聘任本单位职工宫秀丽为其下属的海南中信工贸发展公司副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限为1992年6月至1993年12月31日。当年5月，中电湖北公司作出规定：“海南中信工贸发展公司1992年完成上交利润2万元人民币，完不成其经理免职。在完成上交利润指标的条件下，其全体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照发，浮动一级工资。”

第二，回湖北处理业务是经批准的。

当年6月至8月，宫秀丽报经中电湖北公司同意，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海南中信工贸公司驻武汉办事处。此后，宫秀丽经常回湖北处理业务。

第三，1992年完成任期指标，宫只是半年的工作。

到了1993年2月，中电湖北公司以“海南中信工贸发展公司未完成1992年经营目标，且宫秀丽工作中电并未放在海南”为由，免去了宫秀丽经理、法定代表人职务。

第四，工作未放在海南的证据不足

显然，免去宫秀丽的主要理由是，她所负责的海南工贸发展公司没有完成1992年的经营目标。据中电湖北公司财务部于1993年3月5日提供的审计意见称，海南工贸发展公司1992年营业收入27332．07元， 扣除成本、税金及其它费用，实际利润额为3835．57元。这就是说，海南中信公司离完成目标还远着呢。
可是，宫秀丽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她认为公司财务部审计意见不公平，强调1992年营业收入应当包括1993年2月到账的另一笔收入6万元。而且后来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宫秀丽于2000年8月还为此向湖北省中央企业会计学会作过咨询，该会计学会复函称：“由于当时处在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过渡时期，两种原则在会计计账中都可以进行财务处理。所以，如果按收付实现制原则要求，此笔经营收入6万元则应记入你公司1993年损益；如果按收支相配比原则要求，则应记入1992年损益。”

第五，关键是93年2月收入的六万元是否属实。

这个“两可”的答复还是让争议双方扯不清。后来，宫秀丽向财政部驻湖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反映，该办于2001年9月5日致函中电湖北公司，指出该公司对宫秀丽的问题的“会计处理原则和审计程序不符合国家制度规定”。中电湖北公司不予理睬。宫秀丽又向湖北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求助。2002年2月25日，省财政监督检查办公室给省总工会复函说：“按照当时（1993年7月1日前）国家对外贸企业 会计核算制度的规定，外贸企业会计核算应采取权责发生制原则，即将会计核算期间（我国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期间为当年1月1日—12月31日）的收入（包括应收帐款）和费用（包括应付未付）计入当期核算。根据来函所提供的材料，6万元经营收入应计入1992年会计核算。”
这两个权威的结论，实际上表明中电湖北公司在这一场劳动争议中输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