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峨边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88年8月6日峨边彝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8年9月26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3年1月10日峨边彝族自治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003年11月28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峨边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峨边彝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峨边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四川省乐山市管辖区域内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除彝族外还居住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自治县的区域界线如需变动，应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设在沙坪镇。


　　第三条　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行使县一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富裕、民主、文明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自然条件和产业结构等特点，实行分类指导。


　　自治县利用丰富的水力、矿藏、森林、旅游等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注重环境保护，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和民族政策及民主法制教育，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扬勤劳朴实、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改革妨碍民族兴旺和人民勤劳致富的陈规陋习，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八条　自治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妇女享有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保护老人和儿童的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第九条　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条　自治机关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加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及其所属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组织的建设，为自治县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彝族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按有关法律和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规定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根据自治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有彝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彝族公民的比例应高于其人口所占比例。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乐山市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彝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和本地方的特点及需要，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在上级规定的限额内，决定和调整自治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名额。


　　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六条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内各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工作和学习的权利。


　　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使用其中一种。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公章、牌匾及重要宣传标记使用彝、汉两种文字。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有彝族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中，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彝族人员。


　　自治县各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法律文书应当使用彝、汉两种文字，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使用其中一种。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行政，推动自治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公正司法，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为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三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九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自治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着重发展林业、畜牧、旅游、水电、冶炼、矿产、建材、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


　　第二十条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和自治县实际，管理和保护自治县境内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草山草坡等自然资源，依法确定和保障其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治县根据法律规定和市场需求，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资源开发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和照顾。


　　第二十一条　自治机关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开展对内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制定优惠政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方法。


　　自治机关对外地及外商在自治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益事业、兴办企业等提供优惠条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在自治县进行开发建设，并帮助这些企业协调好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关系。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农村应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引导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加快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自治县依法保护农业用地，禁止乱占耕地和其他土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加强土地管理，依法监督自治县境内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规范的土地资本营运机制。


　　自治机关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第二十四条　自治机关把林业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加强建设，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深化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建立比较完备的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


　　自治机关切实加强森林资源的管理，禁止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和乱占林地；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预防森林病虫害；预防森林火灾。


　　自治机关正确处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科学、合理地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形式的绿化造林，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


　　自治机关制定商品林的发展规划，搞好林副产品的开发利用。合理解决好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营造的商品林木可以依法继承、转让和出售。


　　自治县在实施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中，地方财力受到影响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自治县财政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畜牧业和其他养殖业。统一规则，科学开发和利用草山草坡，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推广良种，保护和发展地方优良畜种，建立健全各种服务体系，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发展饲料加工，提高畜禽产品质量，推进产业化经营。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总体规划，综合利用，合理开发，科学保护，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


　　自治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统一规划开发利用水资源，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强化水土保持，鼓励兴修水利，防治水害。


　　自治机关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水资源制度，依法征收的水资源费作为自治县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涵养保护和规划管理的专项基金，专款专用。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未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自治机关支持发展股份合作、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的企业，并给予正确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自治机关依法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管理、协调、监督，提供服务，尊重其自主经营权，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自治机关保障上级国家机关设在自治县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并依法监督他们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根据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统筹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减少或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自治机关重视城乡建设，编制城乡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把沙坪及其他重点集镇建设成为连接城乡经济和文化的纽带。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指导和帮助下，积极发展邮电事业，加强邮政、电信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保护。


　　第三十一条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统一规划，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鼓励集体组织和个人兴修公路和兴办交通运输业，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干线公路和乡村道路建设，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专项扶持及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政策和优惠照顾。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物价管理权限和作价原则，制定和调整本地方的产品和商品价格。


　　自治县实行开放的、多种形式的市场流通体制，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价格欺诈行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根据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规定，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和照顾。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帮助下，积极组织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


　　自治县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扶持和保护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出口创汇。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制定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加快黑竹沟等原始生态景区景点开发，完善配套基础和服务设施，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自治县鼓励各种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在自治县投资开发旅游资源，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保障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在自治县投资勘查、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自治县内应当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自治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


　　第三十六条　自治机关注重环境保护，在开发资源和各项建设中，防止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和造成其他公害。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造成严重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强化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各企业、事业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保证安全生产，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对农村贫困地方加强调查研究，帮助制定规划，在资金、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给予扶持和帮助，使当地各族人民能够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对彝族聚居的贫困地方要给予重点照顾。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对农村贫困地方实行有计划的扶贫开发。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地方财政。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均由自治机关安排使用。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设立民族机动资金和预备费。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第四十条　自治县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当享受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家、省、市确定的其他方式财政转移支付的照顾。同时享受省、市对自治县共享收入全部返还的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对自治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的过程中，由于上级国家机关税收减免政策，企业、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改变，以及遇有重大灾害等原因，使财政减收增支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增大转移支付补助的力度。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依照国家规定，享受中央、省、市对自治县的各项补贴。上级国家机关给自治县的各项建设资金和其他拨款，除专用款项外，由自治县按有关规定统筹安排使用，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扣留、截留、挪用，不得用以顶替自治县正常的预算收入。


　　自治县境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返还给自治县的利润或资源补偿费，不抵减上级对自治县的补贴，作为经济建设资金由自治县自行安排使用。


　　自治县根据国家电站占用自治县的耕地和库区移民等实际情况，合理分享国家电站提取的“库区维护基金”，用以解决库区移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专项基金收入，主要用于发展自治县的各项事业，其上交比例应低于一般地区。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加强对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安排、使用的管理和监督。


　　自治县财政预算的部分调整或变更，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报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境内的应税企业、单位和个人，均应向自治县的税务机关依法纳税。


　　第四十六条　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外，根据法律规定和自治县经济发展的实际，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对需要加以照顾和鼓励的项目，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要充分发挥金融部门的杠杆作用，努力扩大资金来源。积极开拓金融市场，提高筹集融通资金的能力和效率，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提高社会信用，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自治县经济发展。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下达或分配财政借款、专项资金、上缴资金额度及各种债券和指标时的照顾。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积极发展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事业，建立健全多渠道的社会保障体系。


　　自治县积极发展商业保险。保险机构要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维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自治机关动员社会力量办好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对军属、烈属、鳏寡老人、残疾人员和孤儿给予关心和照顾。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第四章　自治县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教育事业，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制定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教育规划，改革教育体制。


　　自治机关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建立远程教育网络。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自治机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保护学校财产，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自治机关重视盲、聋、哑、弱智儿童和青少年的特殊教育。


　　自治机关提倡并鼓励自学成才。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合作办学，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逐步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其增长幅度应高于自治县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


　　自治机关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切实办好以寄宿制和助学金为主的民族中、小学校（班），所需经费由自治县财政给予解决，不足部分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自治县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的农村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的汉族学生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少数民族特困家庭的学生享受助学金，免交学杂费。


　　自治县内的彝族中、小学（班），应当同时采用汉语文和彝语文进行教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内的高中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适当降低录取分数。


　　自治县报考大、中专院校的考生，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的照顾。对考入大专院校学习的农村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贫困学生给予适当的补助。


　　第五十四条　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素质。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提倡尊师重教。对教师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心照顾，稳定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和边远乡村小学从事教育工作，福利待遇从优。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管理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鼓励科研活动，普及科技知识，推广科技成果，开拓科技市场，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科研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管理自治县的文化事业，弘扬和发展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特点的文化艺术。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文化馆（站）、图书馆（室）、电影院（电影放映队）、广播、电视等文化事业，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丰富自治县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市场的建设和管理，依法打击反动、淫秽物品的宣传和经营活动。


　　自治机关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自治机关重视档案事业，加强地方史志的整理和编纂。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制定发展规划，坚持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发展民族传统医药，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依法兴办多种形式的医疗机构，逐步建立完善的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


　　自治县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和农村常见病的防治。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知识宣传教育，积极发展妇幼、母婴、老年保健事业。


　　自治县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和设施建设，抓好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对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和边远乡（镇）从事医疗、卫生、防疫工作的医务人员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补贴。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医疗机构和药品的监督管理，严禁制售、使用假劣药品和医疗器械，依法加强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自治县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发展体育事业，加强体育场馆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自治县加强民族竞技体育队伍建设，对在全国、省、市体育比赛中获得奖牌者给予奖励。


第五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六十条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提倡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断增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充分调动自治县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自治县。


　　第六十一条　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自治县各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彝族的语言文字，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


　　自治机关对熟练使用彝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六十二条　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自治县内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当与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县对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经济、文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十三条　自治机关不断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严禁宗族和家支开展非法活动。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自治县一年一度的彝历年节为自治县彝族人民的传统节日。


　　每年公历十月一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每年公历十一月为自治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第六章　自治县的干部、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培养与管理


　　第六十五条　自治县各族干部应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时事政策、法律知识、业务知识、现代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和市场经济知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努力为人民服务。


　　第六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把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采取多种措施，从各民族特别是彝族公民中培养各级干部、各类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干部政策，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配备干部。注重配备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


　　第六十七条 自治机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发挥才智的环境和条件。


　　自治县对有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给予奖励。


　　第六十八条　自治机关在录用工作人员时，对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给予适当照顾。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招收人员时，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可从农村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一定数量的人员。


　　第六十九条　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县的实际，确定对干部职工的地方性优待和补助办法。


　　第七十条　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同外地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协作，鼓励外地的各种专业人才参加自治县的各项建设，并分别给予经济补贴和优待。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族公民，必须遵守本条例。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按照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本条例和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不分页显示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

调解与判决的冲突与平衡
——论基层法院民事案件调判结合办案方式之完善

作者:王宏
论文提要：
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两种主要方式，相比较而言，调解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化解矛盾彻底、效率高、成本低、人性化等诸多优势。提出“调判结合”，就是强调调解和裁判都是人民法院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其目标都是案结事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然而，在各级法院强化调解的进程中，笔者也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制度的设计无法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使得调解与判决在结合中出现了冲突。有的法院给审判人员下达强制性的调解率指标，并将此作为实现“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这种无视审判内在规律的片面化、极端化做法，使基层法官对“走回头路”产生了困惑，甚至迷失了方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如何在调解与判决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将调解与判决各自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的确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基于此，笔者从调解与判决的立法定位出发，厘清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剖析调解与判决的冲突所在，针对基层法院的现状及审判模式，提出符合审判规律的调判结合机制的建构设想，以求对进一步规范、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审判实践有所裨益。全文共计8756字。

以下正文：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司法原则，以定纷止争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全国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有30.41%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其中一审民事案件调解和撤诉率达到55.06％。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3月1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众多全国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都把“调判结合”作为这份报告的“亮点词”之一。“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司法原则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一原则的提出，对于人民法院如何加强诉讼调解，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运的历史意义。三年来，全国各级法院通过更新调解理念，改进调解方法，创新调解机制，有效地发挥了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两种主要方式，相比较而言，调解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化解矛盾彻底、效率高、成本低、人性化等诸多优势。提出“调判结合”，就是强调调解和裁判都是人民法院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其目标都是案结事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然而，在各级法院强化调解的进程中，笔者也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制度的设计无法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使得调解与判决在结合中出现了冲突。有的法院给审判人员下达强制性的调解率指标，并将此作为实现“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这种无视审判内在规律的片面化、极端化做法，使基层法官对“走回头路”产生了困惑，甚至迷失了方向。基于此，笔者从调解与判决的立法定位出发，厘清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剖析调解与判决的冲突所在，针对基层法院的现状及审判模式，提出符合审判规律的调判结合机制的建构设想，以求对进一步规范、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一、 民事诉讼调解与判决的立法定位
（一） 调解的立法定位
民事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由法院主持，当事人自愿协商，就其民事权益争议达成协议，经法院确认后终结诉讼的活动。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调解的立法定位应属民事诉讼制度，是民事讼案的审理方式与结案方式，因而从制度运作到法律效力均迥异于诉讼外的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其他调解。
《民事诉讼法》第九条将调解列为诉讼原则之一，而在第八章(第八十五条至第九十一条)又作了细化的操作性规定。从中可归纳出调解的以下法律特征：1、法院主持，区别于当事人自行和解；2、以自愿与合法为基本原则；3、法院调解书及不需要制作调解书时的调解笔录由当事人签收或签字后即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4、作为一项原则性制度贯穿应用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与各阶段。
（二）判决的立法定位
民事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依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或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定。1对于民事判决立法定位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层含义：1、民事判决意味着国家审判权的行使，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集中体现，也是法院审判职能的体现。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公权力对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认，从而使国家法律在具体案件得到贯彻执行，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2、从当事人方面来说，民事判决是对原告起诉所作出的国家性回答，特别是本案判决以构成诉的内容的“诉讼上的请求”作为判决的对象；23、民事判决是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终局性的判定，3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 ”原则。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法律的范围上得到了解决。对于已作出的判决，当事人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诉讼；4、民事判决是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程序的本质特点是“过程性和交涉性”。4这一过程应当遵行正当程序原则，在当事人主导的诉讼中，判决的事实依据原则上应当是当事人主张提出并经充分的辩论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判决的法律依据必须是宪法、诉讼法和实体法，判决的客观范围必须限定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之内。
（三）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无论是民事诉讼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定位长期以来都是人们所争论的话题。调解在我国立法与司法传统中历来被作为优良传统得到推崇，几乎覆盖判决而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从立法沿革看，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是判决与调解的双轨运行，但是两者的主次轻重及调解观念却有流变。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始终奉行“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方针。这一阶段，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导性审判方式，判决在民事审判中处于次要地位，导致法院的审判功能得到很大的削弱，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诉权，更损害了审判的权威性。基于此，在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将“调解为主”方针修改为“着重调解”原则，就是要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立足于调解解决，能够用调解方式结案的就不用判决方式结案。5这在一定程度淡化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主导地位，但仍然保持着调解优于判决的基本格局，审理案件的判决方式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91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正式法典颁行，其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此后，法院调解被学界称为“合法自愿调解阶段”。6这一变化反映了调解相对于裁判由高度强势渐趋于规制并行，标志着民事诉讼立法目的开始从片面关注法院对纠纷的解决向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方面转移。7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对调解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完善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设立了答辩期前进行调解的规则，明确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调解协议的生效方式。2005年3月，肖扬院长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就人民法院如何开展诉讼调解工作提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告诉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就是：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商事纠纷的基本形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8
二、民事诉讼调解与判决的冲突所在
（一） 法官在“调判合一”中的角色冲突
在同一诉讼结构中，民事诉讼纠纷既可调解又可判决，主持调解的主体与主持审判的主体是同一人或同一合议庭，这时，法官具有了双重身份，9法官既是调解人又是判决者。在诉讼调解中扮演调解人的法官，虽说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他与一般调解者不同之处是他的身份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因为当调解不成时最终将以判决解决纠纷。实质上，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其强制力量已突破自身领域进入所谓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的领域。这时调解者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调解者，而是与判决者具有质的联系，调解者的中立性与判决者的决定性相冲突已非常明朗。这一角色间的冲突正是调解与判决之间发生其它冲突的渊源。法官在同一诉讼结构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正确地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10在具有潜在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判决这两种结果，妥协和让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甚至沦为“恣意”，调解的自愿原则就会被扭曲和虚化。正如李浩教授指出的：将调解与判决两种性质上迥异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共同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法，将它们一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由此造成了两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法院调解的现实与立法者设置调解制度时预期的理想状态发生断裂。同时又造成了诉讼制度的变异，使实体法与程序法对审判活动的约束双重软化，使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预定目标出现较大的偏离。11
（二） 调解任意性与判决规范性的冲突
民事诉讼过程有两条程序线平行运行，即调解程序线和审判程序线，二者在程序上具有质的不同。在“调解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的削弱了。因为调解本身就是一种灵活的，非程序化的处理案件的方式。正如戈尔丁所说，“尽管我们期望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所习惯的民事诉讼还具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正式性特征”。12而在“判决型”程序结构中，程序法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无论是审判的方式、步骤，还是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的作出，法官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操作，否则就有可能因为程序问题而推倒重来。更重要的是,调解程序不能上诉，缺乏程序监督机制。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但是，提出证据证明又在法院审查属实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再审的必然，比上诉要艰难得多。但判决的后面还有上诉和再审程序的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范围内，其监督制约性比调解的监督制约性要强得多。因此,诉讼中一旦适用调解，就与判决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也正是调解程序的任意性与判决程序的规范性的冲突，给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调解者(法官) 的非法调解提供了宽松的空间。
（三） 调解让步性与判决保护性的冲突
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的让步性调解，常常要付出牺牲一方甚至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代价。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法院调解发生在诉讼中，就应以判决作为参照的标准。而一旦以此标准来检验诉讼中的调解，就可发现让步大多数是单方的。“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的，所以，即使是调解中的让步都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也仍然存在着对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13另一位民法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调解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14而民事审判权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任何一个起诉者在决定求助于法官的时候总不会期望法官减损自己的利益，而是借助诉讼向法院讨个公正的说法和全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如果当事人双方均不愿作出任何让步妥协，尤其是原告不让出部分实体权利，调解就无法达成合意。法律的实施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是法律的特征之一，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不是法律。判决就是这种强制力的最直接体现，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和对具体法律关系的立场态度。因此，同一诉讼过程中的调解与判决共存是同一诉讼结构中相矛盾的两个因子。“偏重调解与强化民事权利的保护是一种逆向关系，诉讼愈是倚重调解解决民事纠纷，偏离民诉法确定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目标就愈远。”15
三、 基层法院调判结合机制的建构设想
（一）对调判结合机制的总体认识——以构建民事调解制度与规范为基点
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是和谐司法的重要内容。它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仅符合当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诉讼意识，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近年来，人民法院确立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反映出法院对调解的一种认识转变，调解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更新的解读。对待这种传统的资源，解构显然不是一种好的办法，而适应社会需求进行重构则完全是可能的。16笔者也认为，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完善和改进，充分发挥其功能，而不是淡化或取消。在重构民事调解制度与规范的进程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思路：一是应科学合理运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第85条关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的规定，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歧见纷呈，大体可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查清是非是调解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只有掌握了案件事实，才能判断是非，分清责任，防止法官“和稀泥”式的调解或强制调解；否定说则认为，“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不应是调解的前提条件。调解的本意就是调和矛盾、化解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17笔者赞同的观点是，对此问题不宜一概肯定或否定，而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法院在庭审前进行的调解、家事纠纷案件以及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在坚持自愿与合法的原则下，可不必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但在庭审过程中进行的调解和二审、再审程序中进行的调解，则一般应遵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18这样，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就可以及时地作出判决，实现调解与判决的衔接；二是应界定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的关系。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诉讼权利的准则。19该原则体现和维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也构成对法官和审判权的制约。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分立与制约的关系。处分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是指审判受诉和诉的要素的约束，其运作不能随意背离或超越诉之范围。审判权对处分权的制约，即法院根据法律和社会公益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行为予以干预。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对此未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定，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出现突破处分权的“恣意调解”或突破审判权的“以判压调”现象；三是要真正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在进入民事诉讼之后，选择调解还是审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这也是自愿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要求。鉴于目前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日益增多，法官审判负担异常繁重的现状，应当对调解程序的启动作一阶段性的划分。在审前准备阶段，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时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若双方都同意调解，便可进入调解程序，这实质上就是由当事人启动调解程序。进入审判程序后，要启动调解程序，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双方提出书面申请，在法官主持下进行调解，法官居于中立、消极地位，调解不成则及时判决。同时，应限制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次数，规定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以免个别当事人借调解来拖延诉讼，增加对方当事人的讼累和诉讼成本。
（二）调判结合机制的理想模式——以相对的“调判分离”模式为视角
为了解决调解与判决在同一诉讼程序结构中的冲突，提出调判分离是近年来探讨诉讼调解问题必论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竭力推介西文国家立法例所规定的调审分立模式，一度法院内主流的意见是“调判分离”，即将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完全分离，各司其职，调解与审判互不影响。但是，至少在制度上完全采用这种思路仍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在大量简易案件的基层法院中，调审分离显得有些不切合实际。因为，这样必然会影响到调解的时机和效率，也会影响到当事人和解达成的效果。 笔者认为，选择相对的“调判分离”模式较为可行。鉴于立案庭和审判庭的职责分工、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各地法院的实践经验，可以在审判庭设置相应的调解合议庭，根据民事纠纷案件类型和复杂程度，对婚姻家庭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案件，规定必须经过庭前调解程序处理，即将调解重心前置，调解不成的才能转入审判。形成以庭前调解为主，以其他诉讼阶段的调解为辅的庭前调解模式。通过调解与庭前准备的有机结合，实现“调解中的准备”和“准备中的调解”。所谓“调解中的准备”，即在庭前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通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案件事实，区分出案件无争议的焦点和有争议的焦点，从而在调解不成时，让有争议的焦点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同时，承办法官在庭前调解过程中，通过双方证据的交换，还可实现对涉案证据与相关事实的固定，使双方对有争议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在审前达成共识，从而避免所有证据材料一概在开庭审理时出示、质证、辩论，使宝贵的司法资源浪费在事无巨细的事实调查中，而造成诉讼的迟延。所谓“准备中的调解”，即在这种庭前调解的模式下，承办法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审前准备工作，如前述整理双方当事人争点和证据等，在这种准备的过程中，使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诉辩主张有了更加清晰和理性的认识，法官适时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提出合理的调解方案，双方容易接受。这种相对的“调判分离”模式，实现了审前程序与开庭审理在诉讼阶段上的“繁简分流”。既强化了庭前准备功能，又抓住了最有利的调解时机，在证据和事实已经初步清晰，当事人对抗尚不强烈的情况下，调解成功率高，省略了后续的开庭审理等诉讼阶段，缩短了诉讼周期，既提高了调解运用比例，又充分发挥了调解化解矛盾，修复当事人关系的作用。
（三）调判结合机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目的
“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强调的是民事审判方法的统一和目标的一致。调解和判决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过于贬抑一方或褒扬一方的做法，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带来不利的后果。只有因案而异，因势利导，合理地运用判决或调解方式结案，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才真正符合立法者的本意，案件处理也才能取得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调判结合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始终把握住审判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案结事了，即要彻底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做到定纷止争，胜败皆明。从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一是要坚持调解与判决并重的原则。诚然，由于调解在不少价值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在当前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更为重视调解，更强调调解，但也不能因此就冷落了判决。对于法院和法官来说，调解和判决都是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不能搞调审分立，甚至搞调审对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既可以根据自愿运用调解方式，也可以运用判决方式，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适用。即使当事人愿意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法院也不能久调不决，调解不成或当事人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判决。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这才是是最具理性的选择；二是设置调解救济程序，增强调解的规范性。调解在多数情况下是当事人妥协的结果，对于权利人来说就是放弃部分权利，其目的也在于尽快取回自己的利益。因此，应当允许并鼓励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附条件、设担保和约定处罚性措施，当义务人不能按照调解书规定的方式履行义务且调解书没有约定不利于义务人的条款时，权利人一方有权申请撤销调解协议，请求法院迳行判决或开庭审理，以此来取消承担义务一方取得的、由对方当事人让步而形成的利益，制裁在诉讼中“假意调解”的欺诈行为。救济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为第三人建立调解异议制度，如果当事人的调解协议规避法律、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第三人应享有请求法院撤销调解协议的权利，现实生活中，借起诉和调解将有效资产转移给关联人，使其他债权人得不到清偿的情况层出不穷，设立调解异议制度，可以减少类似的现象，防范道德风险。21同时，还应赋予当事人相应的程序异议权。当事人认为法官在调解中违反自愿、合法原则，滥用审判权的，有权提出异议，当事人行使异议的可以导致调解程序终止；三是构建科学的法官审判业绩考评指标。为了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与管理，2004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推行了审判质量效率统一指标体系及其考评机制，22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证明这套指标考评体系对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法官审判业绩的考评提供了指标依据。如将民事案件调解率作为一项指标考评以后，对法官加强调解、提高调解率产生了极大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但笔者也注意到，有些法院和法官因为片面追求调解率指标，出现了违法调、强迫调等不正常现象。近一段时期，调解结案的案件申诉率上升，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下降。少数案件虽然是调解结案，但调解主文含糊不清，无法执行，有的甚至损害了其他当事人利益，这些所谓调解非但没有做到案结事了，反而造成了不少麻烦。因此，在法官审判业绩考评指标的设置上，还应当注重对案件质量指标的考评。判决案件的质量要重视，调解案件的质量同样也要重视，应把调解后当事人自觉兑现调解协议的比率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引导法官去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案结事了。
结语：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是人民法院确立的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民事司法手段与民事司法目标的高度和谐统一。坚持调判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民事审判的必由之路，既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从本质上说，调解和判决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两种手段，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上，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服务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般而言，两者之间应不存在冲突。但是，调解和判决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在适用对象、法律程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差别和矛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如何在调解与判决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将二者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笔者坚信，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和当事人理性程度的提高，随着法律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随着社会自治的成熟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民事诉讼调判结合机制将会得到不断的解读、重构与创新，素有“东方经验”美誉的诉讼调解制度必将散发出耀眼的法治光芒。


参考文献

1 江伟：《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2 [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3 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4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5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
6 章武生：《民事诉讼法新论》，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7 纪敏：《强化诉讼调解 力争案结事了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人民司法》杂志社2006年第9期，第6页。
8 肖扬：《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人民司法》杂志社2006年第10期，第6页。
9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