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犯罪类型化研究中的民族身份

王胜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公安部


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
1995年2月21日，公安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判决、裁定的严格执行，加强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由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进行监督管理，必须落实监督管理责任制，依法管理、文明管理。
第四条 公安机关收到人民法院对罪犯作出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判决、裁定、决定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对罪犯批准保外就医的决定后，应当及时组成监督考察小组，建立被监督管理罪犯档案，并制定和落实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
第五条 经公安机关批准，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的罪犯迁居时，原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向迁入地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介绍罪犯的情况，移送监督考察档案。
第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及时通报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情况。
第七条 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工作，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第二章 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应当指定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具体负责监督考察，罪犯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
第九条 负责监督考察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公安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判决，向罪犯及其原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其犯罪事实、被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以及罪犯在执行期间必须遵守的规定。
第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宣布，在服刑期间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有关规定；
（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工作；
（三）定期向监督考察小组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四）迁居或者离开所居住区域时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五）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第十一条 被管制的罪犯需要离开所居住区域的，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取得外出证明。到达和离开目的地时，必须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报告，并由目的地公安派出所在外出证明上注明往返时间及表现情况。返回执行地时，必须立即报告并将证明交回公安机关。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宣布，在执行期间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有关规定；
（二）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不得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结社活动；
（四）不得接受采访、发表演说；
（五）不得在境内外发表、出版、发行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其它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言论、书籍、音像制品等；
（六）不得担任国家机关职务；
（七）不得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
（八）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第十三条 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违反本规定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本人，并向群众公开宣布解除管制或者恢复政治权利。
罪犯在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死亡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报原判人民法院或者原关押监狱。
解除管制的，应当发给《解除管制通知书》，其中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同时宣布恢复政治权利。

第三章 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罪犯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在缓刑、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指定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进行监督考察，罪犯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
第十六条 负责监督考察被宣告缓刑、假释罪犯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者住地的群众，宣布其犯罪事实、考察期限，以及考验期间必须遵守的规定。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宣告缓刑或者假释的罪犯宣布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有关规定；
（二）定期向执行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迁居或者离开所居住区域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四）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缓刑、假释罪犯必须遵守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
（五）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第十八条 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公安机关应当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了解其表现情况，建立考察档案。
第十九条 被宣告假释的罪犯在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有收监必要的，公安机关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假释的建议。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假释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收监执行。
第二十条 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违反本规定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报请人民法院撤销缓刑、假释，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缓刑考验期满，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在缓刑考验期间没有再犯新罪的，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公安机关应当向本人宣布并通报原判决人民法院。
假释考验期满，被宣告假释的罪犯在考验期间没有再犯新罪的，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公安机关应当向本人宣布并通报原裁定人民法院和罪犯原关押的监狱。
罪犯在缓刑、假释期间死亡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报原判人民法院和原关押监狱。

第四章 对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对被保外就医的罪犯，由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指定罪犯居住地或者就医地的公安派出所负责监督，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指派专人进行监护。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保外就医的罪犯及其原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群众宣布其犯罪事实、保外就医的原因以及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必须遵守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向被保外就医的罪犯宣布，在保外就医期间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安部制定的有关规定；
（二）在指定的医院接受治疗；
（三）确因治疗、护理的特殊要求，需要转院或者离开所居住区域的，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四）进行治疗疾病以外的社会活动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五）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发现被保外就医的罪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通知原关押监狱及时收监：
（一）骗取保外就医的；
（二）经治疗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可以收监的；
（三）以自伤、自残、欺骗等手段故意拖延保外就医时间的；
（四）办理保外就医后并不就医的；
（五）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经教育不改的。
第二十六条 对被保外就医的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违反本规定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刑期届满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报原服刑的监狱，办理释放手续。
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死亡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报原关押监狱。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