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及新要求
　　　　　　　　　　　　　　　　??以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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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事证据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带动诉讼进程的“车轮”，由于我国证据法治的滞后和不足，迫切要求建立致密可行地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以避免由于证据规则的粗疏致使审查判断证据“衡证无方”，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刑事证据制度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上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但制度与规则的设计也并非尽善尽美，本人拟通过审视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证据规则，试图唤起对证据制度的理论评议，以期实现刑事诉讼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机能。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据制度　完善　要求
一、引言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司法正义就无法得到彰显。
在刑事司法文明早期的神示裁判制度下，真实的发现与认定依靠“神灵指示”而非证据与证明，其非理性特征使得证据在该裁判方式下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意义。现代诉讼随着“神判”制度的消融，证据裁判原则成了证据规则的“帝王条款”。 它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其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对于认定事实的基础地位。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刑事诉讼活动首先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案件才能得到公正处理。而建立和健全证据规则才能保证合法、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使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事实真相。因此，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证据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带动诉讼进程的“车轮”，被理论上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也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在陪审团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规则式”证据制度，由于该证据制度过度强调客观真实，对证据关联性、证明标准、举证责任、证据可采性等问题语焉不详，加之强势行政力量的渗透使得司法趋向行政化，相应也使得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衍生了过度强化行政力量的弊病，造成了立法对证据的规定很少，系统完整性的证据规则无以建立，证据法内容粗糙片面，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采纳与否随意性大。制度上的缺失催生和助长了司法实践中的各种违法现象，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刑讯逼供和冤案、错案现象，特别是个别震撼社会的“亡者归来”的冤案，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这些冤案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拷问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冲击着国人的法治信念。
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与正义，刑事证据制度必须以防止出现误判、兼顾发现真实之外的司法价值为己任。在此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刑事证据制度与传统社会显然不同，它已经不再是实体法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工具，相反，它应逐渐成为确保司法程序正常运作与司法裁判准确无误的程序性目标的重要保障。为了防止司法误判或保障更为重大的法律价值，某些证据即使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也不能被采纳。“传统社会乃是‘让被告来坦露事实’的逻辑，而现代社会则是‘让辩护方驳难控方证据’的逻辑，前者是致力于“证明性”的逻辑，后者是致力于“可采性”的逻辑。”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中国几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设，使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权利诉求日益增加，这种权利诉求不仅要求实体结果上的公正，更要追求程序意义上的公正。尽管实现程序正义不一定有利于真相的发现，但实体正义的实现却离不开程序正义，实体是否正确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而公正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真相的发现和结论的正确性已经不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唯一目标，刑事司法不仅要受到认识论的制约，还要受到价值论的指引，既要求“真”还要求“善”。 刑事司法实现程序公正，就是要使程序的独立价值得到尊重，使刑事司法制度在赋权的同时更要限权，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程序安排，为权力的运行设定相应的条件和程序，以防止权力的恣意，从而使其彰显出对法治精神的维护和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由于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然影响广泛，因此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必须强调程序公正，就是要在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和公平待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就是要求刑事诉讼活动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有关程序都必须具有正当性；公平待遇原则，就是要求诉讼活动中与证据有关的各项规则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不仅司法面前人人平等，证据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各方当事人都可以享有平等的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与机会。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坚持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举，加强了对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构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承继了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精神，将证据裁判、程序法定、证据质证三原则再次予以确认，并对“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进行了完善：厘定了证据的概念、增加了证据种类、明确了举证责任、细化了证明标准、落实了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拉出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证据问题始终贯穿了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证据概念的“材料说” 标志着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了；以“开放列举式”的方式，在证据种类上增加了电子数据，并赋予辨认、侦查实验笔录证据地位，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无不体现了对证据的理性认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提升到了基本法律层级，这些修改在反映立法者证据意识的同时，也给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提出了新要求，即参与刑事诉讼必须有证据意识，作为一种理性自觉，不仅需要能够正确认识证据的本质及其诉讼价值，更需要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中能够自觉运用证据及证据规则，通过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努力追求并促成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
二、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不应止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实行证据法与诉讼法合一的立法体例，刑事证据制度的设定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为认识论取向，缺乏“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等现代证据法理念。 尤其在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粗疏且缺乏系统性，除了简要地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等少量证据规则之外，诸如可采性规则、关联性规则、传闻性规则、意见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之类的现代刑事证据规则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可以说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刑事证据制度的突破，凸显了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但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还不应止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立法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意义重大。
探究所有冤错案成因的背后，不难发现都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影子。尤其是言词证据，主观性强，可变性大，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收集，其真实性完全没有保障，“捶楚之下，何求不获”。在侦查阶段遏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在审判阶段审查证据合法性、排除非法证据，尽管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确实真实的证据，但这是保障无罪不受追究、有罪依法处罚、实现司法实体公正的必要代价。从程序公正的角度看，排除非法证据是司法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中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和评价的过程，而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在于取证行为是否遵循了法定的方法和程序。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就是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因而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证据裁判原则应当明确。
证据裁判原则是当今世界普遍承认的一项证据法原则，甚至被视为证据制度的“帝王条款”。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奉行证据裁判原则，在强调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同时，一般都规定了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该原则一方面要求裁判必须依靠证据，另一方面，严格规范法官调查证据的程序，以规范法官权力的行使，并最终达到发现事实真相的要求。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全面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但在法律文本上并未明确写入该原则。根据证据裁判原则，没有证据或证据没有达到相应的证据要求，就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也即应当推定为无罪。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控方的举证责任，这对于处理事实真伪不明刑事案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控方不能履行举证责任，法院经过全面审查核实，指控犯罪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作出无罪裁判。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认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笼统、过于客观，实践中还是要靠刑事司法人员进行主观判断。无论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还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都是以裁判者内心对事实认知程度作为证明标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在总结实务经验并借鉴域外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求刑事司法人员从主观方面印证“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要求。根据立法精神，刑事司法人员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在所有的环节上都不应当存在符合常理的、有合理根据的怀疑，否则就不应当按照诉讼的程序向前推进。“证据裁判主义不仅要求法官必须依证据而为事实之认定，而且对于一定之证据限制法官为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显与事理有违或与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依据。除此之外，补强证据之有无，及科学证据之取舍，法官亦无自由判断之余地。”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的作出以证据为根据，避免了以主观臆断或者其他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材料作为认定案情基础的现象，是对法官恣意擅断的最为有效的约束机制，是增强司法裁判确定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障。
（三）非法证据实质范畴应当厘清。
所谓非法证据中的“非法”，并非证据本身所自有的属性，而是侦查人员在获取证据过程中的手段、程序，或者说证据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是违反法律的，因而形成了非法证据。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区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前者既包含了在程序上的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也包含了实质性的违法，如刑讯逼供。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这个“等”字使得通过“威胁、引诱、欺骗”所获证据是否排除语焉不详， 当然界定“威胁、引诱、欺骗”的适当界限难度不小，以“引诱、欺骗”方式收集证据，由于很多时候与审讯技巧、侦查谋略难以区分清楚，尚不可一概而论，但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可能导致言词证据虚假或明显以非法利益进行诱骗的，则也要考虑综合全案情况审酌予以排除。但立法采取的回避态度无助于实务难题的化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实践中在这类非法取证手段处置中的混乱状况。
通常而言，刑讯逼供仅指暴力手段获取口供,主要是指各种物理强制力的使用。然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暴力转化为非暴力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比如长时间罚跪、长时间不准睡眠，固定蹲姿，冻、饿、晒等，这些不会留下物理伤害痕迹的手法能否被解释为“刑讯逼供”应不无疑义。 “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中“等非法方法”的理解，我们应尊重立法精神，不宜单纯限定在“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的范围内。具体案件的情况千差万别，从实践上看，非法取证的情形远非如此。对于违法程度、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证人、被害人不得不违背真实意愿陈述的非法取证情形，应当归入“等非法方法”的范畴。但立法中没有细化表现的具体形态，有关刑讯逼供的条款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着再解释的需求，因为其无法涵盖侦查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非法取证手段。
从常理上讲，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如果不是严重违法或者严重妨碍公正审判，则不必排除，因为它不涉及人身权利，而且违法也一般不会造成内容的失实。但如果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口供进而获取实物证据，即某些衍生证据，虽不属于必须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应如何认定？如果放任这种证据被采信，是否等于变相纵容了刑讯逼供？这即西方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争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对于这种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遵循怎么样的程序、由谁判断可能仍需进一步释明，以使这种补正或合理解释能真正涤除其获取的非法性。
（四）非法证据排除或应对其程序进一步细化。
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些规定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启动程序、举证责任，甚或也明确了需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没有赋予非法证据更多的排除性程序，并没有明确此种规定与实体审理的关系，也没有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可采性，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为有关的程序性保障规则没有细化，对于这一排除规则我们仍有一系列的疑问。比如，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辩方在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应当提供足以令法官怀疑取证合法性的线索或者证据，这种提供线索的行为是否属于证明责任的分担不无疑问，如果让辩方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理论依据何在？被告人、辩护人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其所应“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标准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被告人、辩护人如果提出排除某一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是否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而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纳入专门的司法听证程序之中？如果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申请被一审法院驳回，那么，他们能否在上诉中将此问题列入二审审判的对象？换言之，对于法院驳回申请的决定，被告人、辩护人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司法救济途径？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这种追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再审视，以期使其在程序上更一步细化，以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只是书面的规则，而便于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
三、庭外征求意见不应摒弃质证原则。
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这即证据质证原则。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了庭前会议程序，规定审判人员在开庭以前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此种庭前会议中诉讼各方就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提出意见应如何处理直接拷问着证据质证原则。质证需要的是“面对面”，但庭外征求意见是一种“背靠背”的处理方式，控辩双方的信息很可能是不对称的。以此方式证据很可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就作为定案证据了,但其质量却存在很大风险。 庭前会议程序或可能节约司法资源，但与案件蕴涵的人权价值相比，公正的位阶理所当然地要居于效率之上，而一旦在审判中这种程序被“泛化”变通，其后果不堪设想。
四、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困境破解，与传闻证据规则之精髓尚存距离。
传闻证据是指陈述在法庭以外，就自己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或者由他人制作的讯问笔录，或者由他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转述，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的一种口头或者书面的意思表示，或者有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如侦查机关向证人所作的讯问笔录，证人在法庭转述或以动作表达他人所感知的案件事实等。 传闻证据被排除的理由一是由于证据材料受到了不适当的主观倾向的污染,存在着复述不准确或伪造的可能；二是由于传闻证据是未经宣誓提出的，又不受交叉询问，其真实性无法证实；三是由于传闻证据并非在裁判者面前陈述，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同时也侵犯了对方的对质权。
证人出庭作证率过低，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的公信力，缺乏充分质证的证人证言谁也无法保证它的证明力。新刑诉法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同时规定证人证言只有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并对证人作证的补偿办法、人身安全保护措施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这些规定破解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困境，但不出庭接受询问证人的证言笔录依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如何让出来说话的证人说实话仍然是制度设计中的理论迷题，证人出庭作证与真正传闻规则之“精髓”尚存距离。
五、结语。
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和有效实施，仰赖于无罪推定等刑事司法观念的养成、践行与理论研习，司法观念一旦形成并内化于心，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环节司法人员的行为选择。虽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乃至法律形式虽均已是西方的模式，但法律的实际运作及其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却无一不体现并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有精华亦有糟粕，证据意识的缺失、程序观念淡薄而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等问题的产生，或为此中不折不扣的糟粕。
立法往往给人以“美轮美奂”之感，但到了操作层面，很容易就被逐步异化成了“潜规则”，最终令法律“缴械”。“徒法不足以自行”，刑事证据制度已然修改，各种规则的设计虽不尽善尽美，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刑事证据规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细化相关的规则，如举证时效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品格证据问题，在司法理念上需要从绝对的理性实证追求向彰显程序正义、注重价值权衡转变，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司法终极目标的同时强化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机能。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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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


妇字〔2004〕29号




关于加强全国妇联机关和直属单位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妇女人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结合实际，现提出加强全国妇联机关和直属单位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要求
全国妇联机关和直属单位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加强全国妇联机关和直属单位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为完成中国妇女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进妇女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具体要求是：
（一）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人才工作。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科学人才观，认真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坚持以人才队伍能力建设为主题，以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培养选拔领导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为重点，以为妇女事业提供人才支持为出发点，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妇联人才工作的全过程。
（二）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党组统一领导，组织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妇联上下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全国妇联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养，使其在成才道路上发挥带头作用。党管人才，要突出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搞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营造人才成长环境，推进妇联人才工作协调发展。
（三）坚持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出发点。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人才工作纳入全国妇联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要围绕妇联事业的发展确立人才目标任务、制定人才工作的措施和办法。要用妇联事业发展的效果检验人才工作的成效。
二、人才工作的目标任务
（一）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同时，使人才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有较大的提高，着力解决理论素养、政治立场、宗旨理念、业务能力和奉献精神等问题，努力实现“六个具有”，即：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实过硬的业务能力、牢固坚实的群众观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二）人才队伍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机关干部具备岗位需要的任职能力和学历水平，人才队伍总量得到进一步扩大；不同专业人才在机关和直属单位间有序交流；分布趋于平衡；人才的专业、年龄结构比例趋于合理。
（三）人才成长环境得到进一步完善。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大力强化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激发人才干大事业的环境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工作创业环境、生活学习环境、学术研究环境和人际环境。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措施
（一）深化全国妇联机关人事制度改革
1、推进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结合实际，不断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改进民主推荐的方法，提高民主推荐的质量。探索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做法。继续推行考察预告制、任前公示制、试用期制等制度，制定实施《全国妇联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深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一是实行委任制。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完善全国妇联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探索任期制；二是实行考任制。落实《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完善全国妇联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办法；三是实行竞争上岗。落实《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完善全国妇联机关竞争上岗工作办法；四是尝试聘用制。研究全国妇联机关有关领导职位实行聘用制的具体办法。
2、实行干部轮岗交流。结合全国妇联机关实际，制定《全国妇联机关干部轮岗交流暂行办法》，有计划地实施人才在机关各部门之间、机关和直属单位之间的交流，有目标地开展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以及外系统有关单位的协调联系，推进妇联干部向外部门的交流，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并在多岗位和工作实践中锻炼成长。
3、做好干部挂职和基层锻炼工作。落实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有计划安排干部到基层和环境相对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按照要求每2年选派1名优秀干部到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老工业基地挂职，每3年选派2名优秀干部援藏、援疆，每年选派一批干部（包括新录用的大学毕业生）到甘肃漳县帮扶脱贫。对新录用且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机关工作人员，有计划，分期分批选派到基层进行锻炼。根据工作需要，有计划地组织落实一批省区市妇联科、处级干部到全国妇联机关挂职锻炼。
4、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后备干部队伍。建立机关局级后备干部人才库，对后备干部采取一职二备、备用结合、定期考察、及时调整的流动管理办法，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自身情况随时进行考核调整，结合换届，每五年进行一次整体考核调整，保证有一支充足的局级后备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强后备干部管理工作，抓住理论培训、实践锻炼和管理监督三个环节，加大培养力度。给后备干部交任务、压担子，指导帮助，严格要求，促进后备干部经受考验、加强锻炼、尽快成长。
5、为人才成长创造条件。切实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机关干部，通过建立制度、精神激励和创设环境，不断完善各类人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进一步完善评优奖励、进修深造、带薪休假、体检疾养等制度，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益智健身活动。领导要带头落实年休假制度，对年度考核优秀的人员试行休假奖励。转变工作作风，树立服务观念，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和办公秩序，改善办公条件和生活条件，通过营造宽松和谐的内部环境，达到吸引人才、激励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目的。
（二）深化全国妇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1、进一步推行和规范聘用制度。落实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逐步研究和完善岗位设置、公开招聘、合同管理、工资待遇、解聘辞聘等管理办法，通过签订合同，确立单位同职工的人事关系，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努力实现聘用制度的正常化、规范化。加强岗位管理研究，探索对直属单位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形式；对专业技术人才，实行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择优聘用、以岗定酬；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职员制度，逐步实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岗位聘用的统一，促进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2、建立体现不同事业单位特点的工资分类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事业单位内部分配自主权。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保障的公益型事业单位，在执行国家统一工资制度和工资政策的基础上，加大津贴分配改革力度，适当拉开差距，搞活内部分配。具有公益型又可实行经营运作的单位，可在国家核定的工资总额内，根据国家有关分配政策，将工作人员的收入和所在岗位、实际贡献直接挂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单位，可根据经营业绩、社会贡献和单位积累，合理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可以尝试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改革，根据不同岗位的工作量、所承担责任及风险的大小、劳动的复杂程度等情况，将管理、技术、责任一并纳入分配因素，确定岗位工资。对于少数贡献十分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骨干，可以实行较高的内部分配标准。经向组织部备案同意，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高薪聘用高、精、尖专业人才。
（三）深化全国妇联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1、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继续对全国妇联直属公司进行公司制改革，实行股份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实行妇联党组派出制，对经理人实行董事会聘任制和契约化管理，实行企业经营管理者任期制和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发现和吸引优秀企业人才，努力建设妇联特色企业文化。
2、构建以经营业绩为核心的多元分配体制。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与企业效益密切挂钩。试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年薪制。
（四）加强对人才的教育培训
1、落实继续教育。认真落实《全国妇联2001－2005年教育培训规划》，创建学习型组织，培养学习型干部。加大继续教育力度，形成单位、个人双方负担的继续教育投入机制，加大经费投入，鼓励多岗位、多专业的技能和高层次文化的学习，激发终身学习的内在动力。
2、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干部和人才培训。利用中央党校（包括中直分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及妇联培训等机构，按计划、分期分批组织各类干部和人才进行理论培训、任职和初任培训、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努力提高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行岗位职责能力，重点培养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开发人才的创造能力。运用现代培训方法，开展国际项目合作、公派出国留学、出国（境）培训，努力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及能力。
3、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注重整合妇联教育资源，将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人才开发培训中心、中国儿童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的职能，统一规划，合理分工，建立优势互补的教育培训机构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妇联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并利用国外培训资源。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努力提高教育培训质量。
（五）确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
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完善妇联三支人才队伍评价标准，克服人才评价中重学历、资历，轻能力、业绩的倾向，逐步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积极探索妇联各类人才的评价方法，努力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水平。
1、妇联机关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制度，把群众意见作为考核评价妇联机关党政人才的重要尺度。加强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妇联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研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探索实践。规范和完善妇联机关定期考核和日常考核制度，结合实际改进考核方法。
2、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深入研究国家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政策，结合事业单位情况，制定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和措施。落实国家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制度，按照要求，积极推进事业单位职业资格制度建设。学习和掌握国家关于资格考试、考核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方法，有针对性地指导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工作规范开展。
3、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积极探索反映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和反映综合管理能力等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体系，围绕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突出对经营业绩和综合素质的考核。
四、加强组织领导，制定计划，保证人才工作的顺利实施
（一）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领导要从妇女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从保证中国妇女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妇联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做好妇联人才工作的自觉性。成立全国妇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妇女人才工作和全国妇联人才工作的领导。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和配套措施，认真研究和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脚踏实地抓好落实。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组织在人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二）要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对于做好人才工作负有重要责任。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积聚人才、服务人才，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广纳群贤。各级领导班子要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努力调动妇联各类人才的积极性。组织人事部门要把妇联人才工作方面的要求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妇联人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三）要加大对人才资源开发的投入。牢固树立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观念，逐步提高发展性投入中用于人才资源开发的比例。机关和直属单位要把人才培养经费列入年度预算，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人才培养、教育、引进和开发。
全 国 妇 联
2004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