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国家经贸委、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关总署


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国家经贸委、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关总署关于对沿海走私严重地区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1996-7-27

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国家经贸委、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关总署关于对沿海走私严重地区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全打［199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公安厅(局)、交通厅(局)、渔业主管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交通部直属及双重领导港航单位、广东海关分署、各直属海关：

经过1993年和1994年两次全国范围的打击走私联合行动，大部分海域走私活动猖獗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当前局部海域走私活动仍很严重，必须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反走私领导责任制，加强对海上反走私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海上走私严重的地区，各级地方政府要把反走私斗争列入干部目标管理，建立责任制，作为干部考核和评定政绩的重要内容。对发案率高、问题严重、整治不力的要进行通报和有力的指导，并限期扭转局面。对于领导工作软弱，打击不力，不能在限期内扭转局面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对执法部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应及时予以协调。

对海上走私活动严重的村镇，地方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整顿。要加强反走私宣传和法制教育，重点宣传国家有关法规及走私的危害性，宣传严惩重大走私、暴力抗拒缉私的典型案例。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觉悟，增强法制观念，自觉抵制走私活动。

二、进一步开展海上反走私联合行动

对海上走私严重的地区，有关省(区、市)人民政府及打私办和国家有关部门，要适时地、有针对性地组织海关、公安边防部门开展反走私联合行动，及时遏制走私势头。海关和公安边防部门要及时调配力量，加强对重点海域走私活动的查缉，经常不断地予以打击。

海关、公安边防部门对查获的海上走私货物必须依法没收，对触犯刑的案件当事人，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及时向交通、渔政等部门通报船员、渔民利用船舶走私情况。交通、渔政部门在行业管理范围内视情节作出行政处理，情节严重的取消有关船舶的营运资格或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海员证或捕捞许可证。

公安刑侦部门对海关、公安边防部门缉获移送的海上走私、暴力抗拒缉私的大要案件，要组织力量与缉私部门联合办案，尽速侦破；对触犯刑律的在逃案犯要全力缉拿。并应深挖走私团伙，捣毁走私窝点，严惩首恶分子。

各行政执行部门要与司法部门建立必要的联系制度，定期通报情况，积极协助司法部门依法惩处走私犯罪分子。

三、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继续清理取缔“三无”船舶。

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清理、取缔“三无”船舶的通告》，对漏网的和新出现的“三无”船舶继续清理、取缔，发现一条，扣留一条，没收一条。

对没收的“三无”铁壳船，除按规定报经批准改做执法用船外，其余一律拆解。对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各级打击走私领导机构要协调组织好有关执法部门认识贯彻执行《关于清理、取缔“三无”船舶的通告》。

四、严格船舶建造的审批和船舶修造企业的管理

任何单位及个人建造渔船和交通运输船舶，应按规定报经渔业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船检部门要按有关技术指标严格把关。对用途不明或不符合技术指标的(如小吨位大功率铁壳船)不得审批，已经建造的不得核发船舶检验证书。对违反规定审批的，上级主管部门应责成其纠正，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审批人员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船舶买卖或租赁时，买卖、租赁双方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各地船舶检验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船舶设计、修造企业的管理、监督。交通部船检局和农业部船检局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监督检验管理规定》抓紧制定有关船舶设计、修造企业技术条件认可的管理办法。对未经船检部门认可的船舶设计、修造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予取缔；对经审核批准的船舶设计、修造企业，船舶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实行规范化统一管理。对船舶修造企业擅自建造的无合法审批手续的船舶，不得发放船舶证书并要按《关于清理、取缔“三无”船舶的通告》规定予以没收；对有关企业应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各级经贸委要发挥综合部门的作用，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船舶建造的管理工作。

五、加强对港口和船舶的管理

各级地方政府新建港口、码头，其立项、规划，要符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交通部关于加强港口建设宏观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5］56号)精神；其基建、使用等，必须按基建程序及其它有关规定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能建设和营运。对审批手续不完备的已经在建或营运的码头，要限期补办审批手续。

渔政渔监和港监要建立港口反走私责任制。要禁止走私船舶进港和在码头卸货，并要主动向缉私执法部门举报，缉私执法部门应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海关、公安边防、交通港船公安部门发现未设海关的港口内有走私活动时，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查缉。对走私严重、管理不力的港口，上级主管部门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渔政渔监、港监、船检、交通港航公安机关和公安边防部门应对辖区各类船舶底数清楚。所管理的渔船和运输船应做到船名、船号清晰，证书齐全。港监、渔政渔监要把好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发证机关；舶舶检验部门要把好船舶检查发证关；运输管理部门要把好船舶营运证发证关，并各自做好年审年检工作。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区交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千吨以下船行港澳线船舶的管理，千吨以上船行港澳线的船舶必须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这些船舶只能在经国务院或省政府批准的有海关监管的口岸码头装卸点、起运点装卸货物。各级港监机构要严格按《中国籍小型船舶航行香港、澳门地区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通部1990年25号令)对我国航行港澳小型船舶实施监督管理和办理进出境手续。

六、整顿海上缉私秩序，加强海上缉私队伍的业务和廉政建设

海上缉私只能由海关和公安边防部门进行，其它任何部门不得开展海上缉私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整顿海上缉私秩序，坚决防止和纠正越权缉私现象的发生。

海上缉私部门要严格按规定在领海内缉私，不得随意在海上拦截检查正常航行、作业的船舶；缉私人员应文明执法、严格按规定使用武器；对由于执行公务失误而造成的企业损失，缉私部门应按国家有关法规给予赔偿。

对行政执法人员受贿放私和为走私船提供行政保护的，各部门要主动联系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查，从重处理。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决不姑息。

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海上打击走私的情况，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决定依据，海关和公安边防部门要以情况反映的形式，将查获海上走私案件特别是大要案情况，在按系统上报海上总署和公安部的同时，报各有关地方政府、打私办、全国打私办。报送内容为：查获的单位(或个人)、时间、地点、船舶所辖地、走私物品和案值。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善的政府和恶的人民

旷继东


　　最近有两起令人瞩目的事件，一起是王帅在网上发帖被拘留，一起是温州的“房事门”。王帅的遭遇让人联想起多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后者以生命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前者也注定会由自己的“因贴获罪”而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符号，虽然类似的事件在之前屡有发生。
两起事件的是非已不必讨论，但在面对事件的过程中，尽管两地政府距离遥远，相关人员最初的反应或表态却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现象让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王帅事件中，政府人员的说法是，（王帅的帖子）“严重损害了灵宝的形象，特别是伤害了市抗旱工作指挥部和市水利局负责同志”，“市抗旱办、市水利局的一些负责人不是受到同学、熟人的询问，就是受到一些电话的谩骂干扰，严重侵犯了其人格和身心健康”，而认为王帅则是“因家人对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款项不满，他多次咨询相关部门后认为政策不公，拍摄了部分照片炒作此事，意欲达到个人目的”（http://gz.house.sina.com.cn/news/2009-04-13/10073845286.html）。
温州“房事门”事件中，政府人员说，“这个事件不存在违法违纪的问题，也不存在如何处置官员们购买的安置房的问题，将来补上差价就行了”，对于网上发帖者，则评价说：“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扩大事实 ，吸引媒体注意”、“闲着没事干”、“这是个有心人 ，但不实事求是”（http://news.sohu.com/20090410/n263316927.shtml）。
通过这些话语，如果不考虑其他的事实，旁观者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两个对比强烈的形象，即受尽冤屈而又无比善良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刁蛮古怪邪恶奸诈的王帅和网友们。
或许，王帅们并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可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因此本文题目所说“恶的人民”又有些不确。但在政府许多人员的眼里，王帅并不是特定的，揭露“房事门”的网友更没有确指，换成任何一个“人民”中的其他人，都不会影响政府人员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帅们又能够代表着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王帅们的恶在这些政府人员观念里等同于“人民”的恶也并无不当。
既然“人民”是恶的，或者存在“恶”的本性，那么自然就需要政府来管理，来控制，而不能放任自流，比如，严格推行户籍制度以限制迁徙，严格控制新闻审查以规范言论等等，一切的制度都首先着眼于管理，而不是提供自由。因此，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都需要办理无穷无尽的手续，盖一个又一个的章，申请一级又一级的部门审批。
既然“政府”是善的，或者被推定是善，因此，可以尽可能赋予政府更大更灵活的权力，相信政府能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或者，具有公仆的伟大道德。于是，随便翻开一项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常常能找到赋予政府部门大量自由裁量权的条款：或者是标准模糊，让政府自行掌握，或者是不宜统一规定，由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等等。对于政府官员，由于推定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因此不需要他们公布自己的个人财产，甚至可以视批评者为毁谤。
当然，以上的推论仅仅站在政府人员的立场，而在对立面，以普通民众的立场，是否有些不同呢？纵观历史古今，笔者有些悲凉地发现，虽然“人民”的恶有些不能成立，但政府的善却根植得很深，除了少数“苛政猛于虎”的时代之外，政府总是以一种可供人民依赖的形象而存在，虽未必言“善”，但至少也保持了不善不恶的中立。
不过，以上的这种观念显然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从法治的角度，政府的本质不仅远远不是善，甚至离中立也很远，而根本是恶的。政府之所以“恶”，源于权力的本性。当然，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却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性。而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又是与人民的权利相对，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意味着人民权利的萎缩，也即对人民权利的侵蚀。因此，在法治的社会里，有必要对政府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以“性本恶”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在不得不授予其一定权能以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外，应尽可能以一切手段节制其权力，防范其异化。所以，除了法律规定政府所享有的权力之外，“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法律之外，不应有任何灰色地带供政府自由出入。
当然，本文所关注的，不是要评价某个特定地方政府的表现，而是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笔者无意否定“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良好期望，恰恰相反，以“恶”来看待政府，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因为，正如上文分析，只有尽可能节制权力，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才能防止权力的膨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非法侵犯权利，只有这样的权力，才是为权利服务的权力。也即是说，只有认识到政府“恶”的本性，然后以各种渠道来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才可能真正得到一个为人民的政府。
而这，显然与许多人的思维相抵触，甚至，在表面上，与社会主义的理论相违背。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制度下的政府已被推定是“为人民”的政府，也就是“善”的政府，这个“政府”，除了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的私利，也不可能危害人民，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着眼于大局的，都是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政府”完全属于意识形态上“政府”，是属于我们期望中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仍然需要首先以“性本恶”的态度来对待，才可能真正达到。
以“恶”来看待政府，并不是要推翻政府，或者走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政府机构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也是现代社会耐以存在和正常运转发展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又像是一朵盛开的罂粟花，所结的果实带有原生的毒性，适当使用能有益健康，而食用过多则导致危害。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无数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从当政者初始时的自我警醒和约束，最后仍免不了因权力的自我膨胀而归于灭亡。
人民与政府，或许正如农夫与蛇的故事，将“政府”想象成或误认为“善”，最终伤害到的只能是性本善的“人民”。对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