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诉讼代理问题研究



诉讼代理在促进现代诉讼的民主化以及使争议得到公正和有效率的解决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现代诉讼代理制度（主要指律师制度）萌芽较晚，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立法也远未成熟和完善，造成实践中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公民诉讼代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进行讨论之前，笔者先对公民诉讼代理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公民诉讼代理，是指在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中，非法律职业（主要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当事人（或被告人）的代理人（辩护人，以下省略）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参与法庭诉讼的一种活动。

公民代理诉讼的历史流变
公民诉讼代理相对于律师诉讼代理而言,共同构成了目前我国的整个诉讼代理制度。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公民诉讼代理一直处于非正式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我们仍可以从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的演变历史中发现一些普通民众参与诉讼代理的痕迹。
我国出现诉讼代理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制社会。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由于严格等级制度的存在，贵族在发生争讼时自己不能直接参与，而是派遣自己的诉讼代理人进行1，该些诉讼代理人不是专门的职业人员，而是贵族能言善辩的臣下。这些代理人是作为贵族的替身看待的，当时有哪一方辩论失败则处罚相应代理人的情形。进入封建社会直至近代，被称作“刀笔吏”和“讼师”的民间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逐渐普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但由于他们的代理行为存在的“挑词架讼”、扰乱司法管理秩序的情况，并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威，因此一直未被法律所认可，相反，历代都有一些“刀笔吏”和“讼师”被送官治罪甚至遭处死的典故2。在法律上认可诉讼代理人是到元朝之后，明、清两代亦有因袭。元朝法律规定，官员以及年老疾患者的亲人、家属可在特定的家事诉讼中代理出庭诉讼3。此立法的原意在于维护官民等级制度，但也有体恤弱者的一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随后的北洋政府陆续颁行了清末变法中制定但未及施行的一些法律，该些法律制度主要参照了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提倡律师代理诉讼的相关制度，但对于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则少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当时的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采取了强制律师辩护，而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则较为宽松，与诉讼当事人有亲戚关系、朋友或附属关系等都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4。
现代公民诉讼代理的雏形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的立法。当时以及新中国建立后诉讼代理制度的建立都仿效了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一些做法。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24条规定中，明确了“被告人为本身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到法庭的许可”，该所谓“代表”泛指一般的公民。1936年延安颁布的《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中，则明确了“必须是劳动者有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辩护人”。1943年9月《苏中区第二行政区诉讼暂行条例》及各地相应立法的规定则较为具体地确定了公民担任代理人、辩护人或辅助人的范围，其选任的范围有所扩展，与现行立法许可之范围有相近之处，其中包括：1、配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或共同经济生活之亲属；2、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3、基于正义并经区以上政府机关团体证明确非别有私图之公正人士。
建国前夕，党中央以指示的形式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其他法律。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完全废除了旧的诉讼代理制度包括当时的律师制度。在随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5至此，尽管当时还没有单行的诉讼法对此予以规定，但公民诉讼代理已为统一立法所明确。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又分别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单行诉讼法，其中诉讼代理制度的规定中都明文规定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6，公民诉讼代理的内容更加明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立法传统和司法实践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态度一直较为宽松，近二十年公民代理诉讼的情况更为普遍。很多公民将自己进行诉讼以及接受他人委托参与诉讼作为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公民代理诉讼成为一种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实践。随着现代法律援助思想的兴起，以帮助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社会法律援助团体以公民代理诉讼名义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我国目前阶段存在公民诉讼代理的原因
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制度上许可公民代理诉讼的存在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国家各项管理，公民参与诉讼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公民代理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其次，公民代理诉讼能够基本满足相对我国变革前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从建国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都相应的明确和简单，法律关系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所涉的诉讼案件的领域十分狭窄，法律的专业化以及法律实践人员的专业化都不是急迫的问题，从当时的实践来看，公民作为代理人也是基本能够适应当时诉讼的要求的。
再次，专业律师在质量和数量上仍不能满足需求。律师制度经过建国前后的几番沉浮，文革后律师制度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诉讼实践的需要7，而诉讼事务的非专业状况也使得诉讼参与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没有强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都是当事人的亲朋邻友，进行诉讼代理也比较方便，同时这种关系也有助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起到教育周围人群以及宣传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缓解了诉讼当事人对于诉讼帮助的需求矛盾。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公民代理诉讼存在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实践中强化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法院在查明事实、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职权，在诉讼中当事人只需要消极地配合法院的诉讼指导，其自身的举证、辩论并不是最后裁判结果的决定因素，因此，由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与律师代理诉讼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什么区别。

公民诉讼代理在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司法诉讼模式完成了从超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并重转变；律师制度亦顺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完善起来”等一系列制度和事实上的变化，公民诉讼代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实践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1、经济利益驱动违法代理，实践中冒充律师收取费用代理诉讼的黑律师、土律师大量出现。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资格都有较宽的范围，按照其规定，几乎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代理人（除法律援助案件对援助人有一定限制外），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很容易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前些年的实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代理诉讼为业的“黑律师”、“土律师”群体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挑词架讼、胡乱收费、骗取钱财、干扰司法审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法院、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8。司法部曾于1990－1992年间几次发文明确只有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才能向社会提供有偿的诉讼代理服务，但由于实践中缺少制度化的具体措施配套，相应的管理也没有到位，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民代理诉讼问题屡禁不止。
2、素质不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现代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诉讼的进行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上往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职责。
3、分割了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加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虽规定“不得以公民代理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代理人的有偿法律服务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状态。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因此在实践中除公民代理人进行收费代理外，出现了律师、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顾问按本行业收费标准收费而以公民个人名义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况，加剧了公民代理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与公民诉讼代理问题有关的争论
●公民诉讼代理是否有必要存在
对于诉讼制度中是否需要设立公民代理这一问题，我国自建国以来的诉讼法律和司法实践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近几年以来，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是否有必要存在则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下简单介绍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禁止论
该观点认为应禁止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此观点是我国目前司法实务界较为赞同的意见之一9。持此观点者认为，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代理与当事人人身、财产、自由、民主等重要权利密切相关，其进行需要高度的专业性和技巧性，法治建设急需要高质量的法制保障，而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势必会降低法律服务的质量，加剧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从而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和法治目的的实现，目前全国法律服务市场中公民代理问题层出不穷并严重影响整个法制结构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意见明确提出应对诉讼（仲裁）代理实行律师业务垄断。一些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国家在实践中也持相应观点。在该些国家，律师行业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已非常发达，各项社会制度较完善，其诉讼法律制度或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即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或由国家指定律师进行诉讼，或是明确诉讼业务由律师垄断，即除当事人本人可以进行诉讼外，如果其要委托他人代理诉讼，则委托的对象必须是律师。
2、相对限制论
国内持此观点者认为，现行法律和司法实际状况决定了公民代理诉讼在目前阶段的存在10，尽管如此，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公民进入诉讼代理的领域只能是有限的，在对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重塑中可以参照相对限制公民诉讼代理国家的做法，具体区分哪些公民可以参与诉讼代理、公民代理人能够进入的案件范围、公民代理人的权利范围和特别的行为方式，同时加强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和处罚，这对于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满足法治对于诉讼制度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必要的。该观点是目前各国的主流观点，主张该观点的各国的制度实践也是将公民代理诉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由法律对参加诉讼的公民的资格予以明确，并对公民代理人可进入的诉讼类型予以限制。英国1974年律师法允许非律师代理他人进行诉讼11，但其明确区分了公民代理人可以进入的诉讼程序，并规定如果普通公民做了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能做的事情，其就有可能构成犯罪。日本刑诉法和民诉法都明确以律师诉讼代理为原则，但在简易法院或家庭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非律师经法院许可后亦可担任诉讼代理人12；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刑事诉讼中亦采相对限制观点，其将诉讼代理人分为一般辩护人和特别辩护人，允许大学法学教员或法学家在经法院同意后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13。
3、无限制赞成
在我国，拥护、赞成并且认为公民诉讼代理不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仍有一定影响。他们认为，公民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是评价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人民司法的本质中即包含了这一内涵，普通公民根据他人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理所当然。现代社会将诉讼的民主化作为诉讼制度先进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给普通公民提供一个简便、高效、低成本的诉讼代理制度，除了法律职业者代理诉讼外，法律应当为公民提供其他的途径，公民诉讼代理的地位应当能够与律师代理平等，并且不受限制。
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诉讼代理制度中国家干预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度如何平衡问题认识的不同。对于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构建，我们必须对司法诉讼程序中包含的诸多基本价值（包括程序公正的理解、安全、效率、简便等价值的涵义和实现）和社会现状的需求进一步地明确和把握，国家干预当事人的选择权可以到哪种程度、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广的范围内体现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我国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诉讼代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需要，我们绝对不能脱离国家法制的现实，将公民代理问题绝对化。至于公民诉讼代理存在的范围，确实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但这一限制也只能在对法治的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进行衡量之后，通过诉讼法的修订进行安排。
●公民代理人是否可以收取劳务费
这个问题的关节点在于公民代理人权利的范围，即公民代理人是否有权向委托人收取劳务费用。人民法院报上有一则案例《“讼师”能否索酬》14是公民代理收费问题的典型情形，在该案的讨论中学者、法官以及公众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基本反映了目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
该案基本案情：熊某（既非律师又非法律工作者）根据委托合同，全权代理某公司打“官司”，合同约定实际回收货款的３０％归熊某。诉讼结束后，熊某依据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条款，要求该公司给付其６．８万元，该公司则以合同约定内容违法且显失公平为由拒不给付。熊某遂诉至法院。
就非法律工作者的熊某是否有权为其代理行为获取报酬这一问题，有关专家学者提出，合同法15以及各诉讼法16与律师法之间存在着冲突，从立法法的下阶位法不得与上阶位法抵触的精神和各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其对律师垄断代理诉讼是持否定态度的。律师法超越了其应当的调整范围，对于普通公民代理诉讼作出了语意模糊的禁止“牟取经济利益”17的规定。他们认为，原告既然依合同约定为被告提供了法律服务，从情理和法理上就理应得到正当费用的支付（包括了成本和劳务费用）。
法官的观点是，如何在律师法的强制性规定和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之间进行平衡，是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最需考量的问题。在本案中，原告确实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因此，其行为所支出的成本费用可相应补偿；但法律服务秩序的规范在这里显然更加重要，公民代理诉讼收取超额费用的行为对正常的法律服务秩序存在影响，因此公民通过诉讼代理牟利的行为仍须制止。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公众的意见倾向于法律服务市场应该统一规范和管理。在他们的观念中，普通公民可以代理诉讼，也可以取得相应的劳务报酬或补偿，但不能像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一样收取费用，并主张应由相应部门将公民诉讼代理进行管理。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公民代理他人出庭诉讼并取得报酬的情况，其中有些人甚至以诉讼为生，而我国目前各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是否可以收取费用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公民代理诉讼收取劳务费用与法律服务严格准入制度存在明显冲突。道理很简单，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收取劳务费，那么法律服务行业中势必又要增加一个阶层-即固定或不固定“执业”的公民代理人阶层，随之发生的就必然是法律服务行业的混乱和法律服务执业水平的降低。如果允许公民代理人“执业”牟利，那么律师从业资格的严格限制就成为毫无必要，这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和我们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不相相应的。法律已经许可了专门法律服务职业的存在，因此必然不鼓励公民代理诉讼发展成为一种可获取维生报酬的职业。相对于法律职业者的诉讼代理，公民代理只应是诉讼实践需要的一种补充，其应当是一种无偿的帮助。如果某个公民希望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的人并籍此获取报酬，他完全可以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规定，满足特定条件、通过特定考试后成为一名正式的法律职业者。
对此问题，允许非律师进入诉讼领域的其他国家一般也持否定观点。如在英国，根据1959年郡法院法，非律师在经郡法院许可后可以出庭为诉讼当事人代理诉讼，但该法第196条同时规定，该诉讼代理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和报酬；日本律师法第72条之规定，“不是律师，不得从事以取得报酬为目的的诉讼案件、非讼案件┄┄┄等法律事务的处理。”
前案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合同法明确保障公民代理人的收费权利，律师法与合同法抵触的相应规定是无效的，其依据的是低阶位法不能与高阶位法冲突的法理，但律师法制定在立法法和合同法之前，立法机关在合同法和律师法制定时显然没有考虑到纯粹法理上的阶位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于公民诉讼代理的收费问题，律师法应属特别法而排除合同法的规范，这从律师制度建立的意义和目的即可明确。至于公民代理人参与诉讼而发生的一些实际费用，按照委托代理的一般规则，属于为委托人利益支出的费用，理应由诉讼当事人本人承担，但公民代理人不得通过诉讼代理行为获得任何经济上的额外利益。对于这一问题，主管司法行政工作的司法部一直是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的。除了在90、92年间几次发文明确公民代理不得收取费用外，司法部在律师法出台后发布的96－006号文中明确指出：律师法已明确他人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对于违反法律规定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该移交公安机关的就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该由司法行政机关处罚的要坚决处罚......18。

●公民诉讼代理违法或法无明文规定时代理行为的效力
我国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依法从事诉讼代理的行为效力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一旦公民代理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或法律没有规定时，其诉讼代理行为的效力如何，法律则没有明确结论。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实务性，目前国内也鲜有相关讨论。英国律师法对此有一些相关规定。其明确，普通公民应当依照诉讼法律参与诉讼代理，不符合条件的人（如不具有律师资格）非法从事律师业务（指一些法律禁止普通公民代理的诉讼）所进行的行为和有关活动并非当然无效。如在刑事诉讼代理中，为最大限度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利益，违法代理的公民辩护人的行为也应当是有效的；法院可以限制或禁止不符合条件的人代表当事人出庭进行诉讼，但其之前的诉讼代理行为仍有法律效力19。
如何确定公民代理诉讼行为的效力关系到程序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林业局


质检总局、国家林业局关于促进林木制品质量提升的意见

国质检监联〔2013〕2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林业厅（局）：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性产业，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质量发展纲要（2012-2020）》要求，进一步加强林木制品质量综合整治，提升林木制品质量总体水平，促进林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意见。
　　一、充分认识促进林木制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
　　木材是大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广泛应用于室内装饰装修、车船制造、建筑建材等领域，合理开发利用既有利于生态平衡又能造福人民群众。我国是林木制品制造和消费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林木制品产业取得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自主品牌建设不断加强，产品质量稳步提升，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当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我国林木制品质量总体状况距离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客观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部分生产经营企业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不强，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工艺装备较差，不能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特别甲醛释放量超标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此，把林木制品质量提升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资源节约，加强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的具体举措，作为维护人民群众切实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具体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监管，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共同督促企业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二、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坚持政府监督、市场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原则，突出重点产品、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按照扶优治劣、标本兼治的要求，强化部门协作，加强综合整治，通过完善政策、严格监管、落实责任、促进行业自律等综合措施，建立完善林木制品质量提升长效工作机制，以联合监管促质量提升，以质量提升促行业发展，形成部门联动、行业自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为提升林木制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和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作用。
　　三、重点工作
　　（一）督促企业落实质量主体责任。企业是林木制品质量的责任主体，要积极引导和督促林木制品生产企业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法规，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督促企业建立和完善企业质量责任人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原材料进厂把关，严格生产过程控制和出厂检验，建立健全原材料和产品台帐制度，依法诚信生产经营。鼓励企业通过自我声明的方式向社会公开质量自我承诺，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及时解决发现的质量问题，主动预防和消除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二）促进林木制品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加强林木制品标准制修订工作，完善林木制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严格控制林木制品中的有害物质。加大林木制品标准宣贯力度，强化标准培训，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产品标准，引导林木制品生产经营企业按标准组织生产、加工和销售。加大林木制品标准化示范、推广工作力度，通过开展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认定工作，大力推进林木制品标准化生产。推动完善多渠道沟通、多层次交流的标准实施情况沟通反馈机制，加强林木制品标准宣传和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价，开展林木制品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监督检查，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三）强化生产许可和产业政策约束引导作用。完善林木制品产业政策制修订机制，结合行业特点和实际，进一步细化林木制品产业政策要求，发挥产业政策的约束作用。通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严格贯彻落实产业政策，从生产源头控制新增产能，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生产许可要求的，坚决不予发证。严格退出机制，对不再满足产业政策要求、产品质量问题突出或者引发质量事故的生产企业，依法撤、吊销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质检总局强化对生产许可证省级管理的监督检查，落实生产许可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引导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和品牌战略，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产品质量，推动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在行业内形成让用户信得过的优秀品牌。
　　（四）加强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监测。将林木制品列入重点产品质量监督目录，组织开展林木制品质量监督抽查，对质量问题突出的重点品种、重点企业和重点区域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抽查不合格企业依法严肃处理。建立健全林木制品行业监测制度，确定重点监测品种和区域，在重点季节和重点时期，针对林木制品质量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行业监测。加强林木制品质量监督抽查和行业监测信息通报，对林木制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的地区，要加强部门联合，共同加大跟踪督查力度，促进落实整改措施。
　　（五）严厉查处质量违法行为。严格生产许可获证企业证后监督检查，切实提高许可准入管理的有效性。依法严厉打击无证生产、制售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等质量违法行为，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林木制品的大案要案，坚决曝光重大质量违法活动，涉嫌犯罪的，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屡查屡犯、情节严重的违法企业，要报请地方政府予以取缔。对存在突出质量问题的林木制品集中产区，要积极报告当地政府开展综合整治。
　　（六）加强行业质量调查和分析。围绕重点品种和重点地区，组织行业协会和专家，联合开展林木制品行业质量调查和分析。掌握国内不同地区林木制品质量现状，深入调研企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对行业存在的潜在质量安全隐患，积极开展风险监测，主动预防或降低行业性、区域性、系统性质量安全风险。专题研究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政策和措施，努力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七）提高质量提升的技术保障能力。鼓励和引导企业联合、产学研合作、上下游合作，强化保证质量的关键技术、前沿技术和基础技术研究，通过技术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质检机构检测能力建设，开展承担监督抽查和生产许可发证检验任务机构的分类监管工作，提高质检机构内部质量控制能力，规范检验行为，保证检验结果的科学有效。加强林木制品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建设，有机融合技术研发、检测评估、质量培训等服务功能，努力构建支撑产业以及区域产业集群创新活动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升质量和转型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八）加强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积极构建林木制品质量诚信体系，引导和推动林木制品生产经营企业树立“诚信至上、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适时开展创建诚信企业活动，扶持和促进一批质量诚信企业做大做强，主动发布企业质量信用报告，带动和提升产业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利用信息化、电子化手段，推动建立林木制品生产企业质量信用档案和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将企业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和奖励等良好记录记入档案，将严重违法行为纳入质量失信“黑名单”，依法向社会披露和曝光其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林木制品重点使用单位之间质量信用信息共享，完善对失信企业的联合惩戒机制。
　　（九）加强行业自律和促进公众参与。积极推动林木制品相关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完善行业质量自律机制，不断强化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纽带桥梁作用，为实施质量提升提供有效支撑。鼓励和支持相关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加强以质量诚信为主要内容的行业自律建设，制定行业质量自律行为公约，督促会员加强质量诚信建设和市场竞争自律，抵制低价恶性竞争。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和普及林木制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的环保理念。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监督作用，大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宣传教育，深入开展质量安全志愿服务活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林木制品质量提升的良好局面。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部门联合、共同推动的原则，质检总局、国家林业局建立工作协商机制，定期研究解决林木制品质量提升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联合行动，指导各地落实工作要求。各地质监、林业部门要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加强综合整治，加大工作力度，共同促进林木制品质量提升。
　　（二）加强协同配合。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地质监和林业部门要加强合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制度和开展林木制品质量联合检查、联合调查等，提高工作效率，加大执法力度，形成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加强贯彻落实。各省级质监部门和林业部门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针对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尽快制定工作方案和配套措施，切实抓好落实推进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保障林木产品质量安全的长效机制，及时向质检总局及国家林业局上报本省（区）开展林木产品质量提升工作进展情况。


　　 质检总局 国家林业局
2013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