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人民监督员的监督问题
——评杨婷婷的《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及效力探讨》

宋飞


　　今年8月，本来想报考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公务员职位看看。当我把福建省公务员考试录用网上的报名资料填完后，开始等待所报考职位的报名人数。截至8月28日，也就是报名缴费的最后一天，我发现该院面向全国的那个02622（01）号岗位的考录比例已经达到154：8，实在是比刚刚参加完的湖北省公务员考试的竞争程度更为激烈！没办法，去了也有可能继续当炮灰！只得放弃到远房亲戚那里去拜会的念头。
　　但是失望之余，我不由得关注起该院的相关信息， 铺天盖天的“全国十佳检察院”、“全国先进检察院”、 “全国模范检察院”等字眼在我所搜索的网页中显得十分扎眼。长期以来，我只知道这里的私营经济相当发达，九牧王公司就在那里。但是实在不知道这样一个县级市的检察院也这么牛！同样是出于好奇，我在网上也查看了该院检察官杨婷婷的一篇论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及效力探讨》，看了以后深有感触，于是就萌发创作此文的冲动！下面我就分以下几点来展开论述！
　　一、人民监督员的队伍构成
　　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系统比照法院系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用当初万国名师杨雄的一句话来说：“人民监督员必须要是’法盲’才能担任！“可是很多地方并不完全是这样做的.比如说笔者所处地区，检察院聘请人民监督员的名单中就有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人大法工委主任、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你能说这样一些人不懂法么？我看是不妥当的。至于其他的组成人员，则包括审计局副局长。总工会党组书记、报社主任、商场总经理、街道办事处纪委书记和地方税务局纪检组长。我把这些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篇，没有一个平民。至于陪审员队伍，由于法院我以前工作过，以前曾违规地把一批律师、法律工作者、退休法官列为陪审员，现在则是将中学校长、局级单位一把手列为陪审员名单。因此，看了这么多实际中的事例，我感觉，这两个制度仍然无法和英美的陪审团制度相提并论。
人民监督员制度，理应多考虑让人民群众多多参与，如果单纯只考虑让一些有社会地位的“达官贵人”参与其中，我觉得这就有违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正如杨检所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人民监督员对“三类案件”以及“五种情形”可以进行监督。“三类案件”是指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下列工作实施监督:1.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2.拟撤销案件的;3.拟不起诉的。“五种情形”主要是指:1.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2.超期羁押的;3.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4.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5.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万国名师张中就将上述“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统称为人民监督员的8类监督范围。
　　但是对于其中的拟不起诉这种情形，我认为应该作狭义理解，仅指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案件这一种，而对酌定不起诉（又称相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又称存疑不起诉）这两种案件，其决定主体都在检察委员会，而非检察长。对这两种案件，检察院都控制得很严。对其中的酌定不起诉案件，即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委会甚至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三、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意见的效力
　　对监督的程序来说，人民监督员提出意见，如果检察长同意的，检察业务部门就应当执行；如果检察长不同意的，则应提请检委会讨论，检委会讨论同意的，则应当依法作出决定，不同意的，人民监督员则可以申请上一级检察院复核。
　　实践中，多数人民监督员可能还是法律知识不熟，因此只能在检察院讨论案件的时候扮演“哼哈二将”的角色。就算有一些懂法的人民监督员（当然这有违制度设计初衷）提出了不同意见，如笔者所在单位的副主任就对检察院的案件定性提出过异议，但是正如杨检所说：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没有确定力和强制力，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效力仅仅具有程序性的效力，实质上最终的处理决定权仍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
　　因此，万国名师杨雄就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置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四、人民监督员与人民陪审员的区别
　　我在前面说过，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系统比照法院系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万国名师张中就分析出两个区别，这里我就作一下介绍：
　　（一）资格条件：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在理论上是可以当人民陪审员，但不能当人民监督员的；开除留用的人，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当人民陪审员，但不能当人民监督员的。
　　（二）监督对象：从事物的相似性上来看，检察院的拟不起诉案件与法院的需要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是相通的。对于需要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包括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和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法院这边是可以由人民陪审员介入审理的；而对于酌定不起诉案件和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检察院这边则是不可以由人民监督员介入审理的。
　　由此可见，人民监督员的任职条件比人民陪审员要严格一些，而且其监督对象也比人民陪审员要狭窄得多
　　五、人民监督员的异地交叉监督和通过人大的个案监督问题
　　对于杨检文中的多项内容，我基本上表示赞同。但是她提出人民监督员最好实行异地交叉监督，我有着不同看法，如果实行异地交叉监督，这些来自外地的人民监督员的差旅费谁出？这种工作成本应该考虑进去。
　　另外，她还提出要通过人大的个案监督保证监督的有效性。这种说法我也不赞同，因为人大是立法机关，检察院是司法机关，个案监督本身就存在非议；况且人民监督员不等同于人大代表，由他们向人大申请对检察员的个案监督，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当然，我也只是一个外部人士，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如何完善，还请大家集思广益！


作者简介： 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 杨婷婷，福建省晋江市检察院检察官，《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及效力探讨》，
原载：《法制与社会.旬刊》2010年第1期，转引自法律论文网，网址链接为：http://www.lawpass.cn/sifa/798.html
[2] 高其才编著，《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部分，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修订版
[3]杨雄，武汉万国培训学校2008年7月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强化班讲课笔记（经笔者整理）
[4]张中，武汉万国培训学校2008年8月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串讲班讲课笔记（经笔者整理）
　　　　　　　　　　试述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二者效力区别

　　　　　　　　　　　　　作者：王 晴

　　行政权的从属性表现在对立法权的从属关系上，但是否从属于司法权，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定论，如果按照三权理论，司法权是终审权，行政权最终要受司法权的监督和审查，不过我国议行合一制的体制并没有否定具体行政行为要受司法审查和监督，所以也就不可完全排除部分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从属性。问题是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立法解释在法律的正式解释中三者是否有效力上的差别和逻辑上的主次位序？一般认为：立法解释根据解释主体的对应性和解释对象的对应性与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而司法解释有学者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当作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所有正式解释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普遍的法的效力，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与其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合为一体的，如果是依法作出的，当然具有法的效力，相对人应当服从。那么既然具有法的效力，就肯定地可以普遍地和反复地适用。尤其从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具体行政行为时适用法律的效力渊源考虑，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和法规，规章只作为可以参照的对象。但同时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司法解释被直接引用成为判决书的依据，这实际上说明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的案例（判例）对司法审判实践的指导作用在逐步加强，司法解释的效力已经高出了行政规章的效力等级，这是世界两大法系融合的共同趋势和符合现代法律制度发展方向和国际习惯的。司法解释的适用不仅仅限于司法审判过程中和对相对人的法律适用，既然作为法的适用其普遍性已经达到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具体对象和目标，达到行政机关的具体的法律适用对象。倒是行政解释甚至行政规章，虽然含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应然内容，但因为它无一例外的从属于立法权，最终不能和可能例外的不从属于立法权的司法权产生的司法解释的效力相提并论。因此，国家工商局工商标字[2004]第14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行政机关可否直接适用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中称，“司法解释是指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对各级司法机关如何适用法律具有约束力。行政机关在办案时可以参考有关司法解释，但不宜直接适用司法解释。”这个“参考”司法解释的行政解释是缺乏严谨和难以自圆到行政诉讼中行政规章仅具有参照价值的一家缺陷之说。何况是行政解释，在司法审判中恐怕就根本没有立足和选择的余地了。

　　执法实践中所涉及到的司法解释，最多的是民事规范，这部分又称之为实质的民法，例如对商标侵权的司法解释、12315处理消费纠纷所涉及到的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而司法解释一般很少对行政程序和行政法律范畴的事项作出解释，除非与行政诉讼有关它对行政执法几乎根本没有涉及和越权的解释。因此，但凡行政机关要在其行政行为中直接适用法律特别是民事法律，就必然不可避免地直接适用到相关的司法解释。虽然司法解释目前尚不属于我国法律正式的渊源，但在民事法律规范的构成体系中，有关行政执法涉及执行民事法律时，必然涉及到司法解释对民事法律规范具体适用的规定。此时民事法律规范与相关司法解释构成一个完整体系不可避免地直接适用于行政执法的个案。而当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不一致时，司法解释与法律和民事法规规范的这种完整体系性并不受到影响或打破，相反行政解释在司法对行政的事后审查和事中救济监督中却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司法解释在行政执法中显然具有优先于行政解释适用甚至直接适用的效力。需要明确认识和区分的是，当行政执法在行政处罚个案适用法律时就已经具有了法律适用的性质，而不仅仅为执行法律，所以不论当事人的守法还是行政机关的法律适用（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调解，但排除直接的法律执行阶段和相应内容），司法解释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个案中直接的适用的对象。

　　回头来看上文中一句话“倒是行政解释甚至行政规章，虽然含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应然内容，但因为它无一例外的从属于立法权，最终不能和可能例外的不从属于立法权的司法权产生的司法解释的效力相提并论。”——它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微妙到了什么地步？

　　一是中国不承认法官造法，但实际上有些司法解释近似于造法，而且现实中不应当也没有其他一种权力来替代或者推翻司法解释的作用或者效力。一种很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立法权”或“判例法”。对立法的僵化和立法机关的无能这种司法改革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是行政权绝对从属于立法权，实际上它不可能也永远不应当与司法权相平等。在我国具有行政兼理司法封建历史传统和现行议行合一体制下，司法权如果能够对议会和行政权加以参佐干预，无疑是一种平衡与和谐的创制。

　　三是涉及到三权地位的司法解释在行政执法中的适用问题，是个敏感问题，也是法治民主进步而又不敢不回避的问题。不管参考也罢，参照也罢，直接适用也罢。实践当中如对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分界等问题行政执法部门事实上都是直接适用的。请示不请示，批复不批复，大家都得这么作，大家都是这么作的，大家必须这么作。这个突破原则的回答无论如何不能勉强由行政部门所能作出。作出来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违反“书本上的宪法”的，所以，为了保持社会进步，还是保持这种微妙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