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采取了以归责要件为核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立法模式。此种立法没有充分注意到免责要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限制作用。它仅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主要保护客体，而对其他权利缺乏周全保护。为克服这种弊端，宜采取目的性解释的方法来理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款与归责条件之间的关系；在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之前，应优先考虑免责条款适用的可能性。建议制定以免责条款为核心的网络特别法。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法律问题。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由于该规定过于概括，如何规范复杂多样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一时成为学术界和司法界热议的对象。为提高法律适用的安定性，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版权局分别做出了有权解释，即《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总的看来，这两个规范性文件仅仅规定了著作权领域的网络侵权行为，而只字未提其他领域的网络侵权。而且，即使就著作权领域的网络侵权而言，二者关于归责要件的规定也不太一致，这导致它们未能解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与免责条款之间的关系。
一直以来，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立法均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偏爱有加，却忽视了对其他权利客体的必要保护。上述有权解释仍延续了这一立法倾向。这种法律解释调整范围过于狭窄，且相互之间存在抵牾，根本难以解决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适用中的难题。此种情况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无法适应我国于2015年实现互联网、电信网和广电网“三网融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统一规制的要求。本文拟从分析我国现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立法入手，参酌国外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立法与学说，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规范的“双轨制”、侵权主体的界定、免责要件与归责要件的关系等三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完善以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适用。
一、侵权责任规范的“双轨制”
（一）侵权责任规范“双轨制”的表现
目前，我国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范主要有：《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网络传播权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之前颁布的有关网络著作权的司法解释等。纵观这些规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在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立法中的“双轨制”：侵权责任规范与免责规范脱节、著作权领域的侵权规范和其他领域的侵权规范相分离。
具体而言，侵权责任与免责规范脱节主要表现为，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立法没有沿用国际通行的以免责条款为核心的立法模式，而是采取了以归责要件为核心的立法模式。不论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著作权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还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均以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核心，却忽视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的规定。著作权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第二款更是将通知加移除同时作为免责条款和归责条款。这造成这些归责条款在适用上与《网络传播权条例》规定的免责条款相冲突，从而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时的重大不便。因为在以归责要件为核心的立法体系中，一旦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任何一个归责条件，即应当承担责任。如，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其网络用户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对依据单一主观要件进行归责作出了一定限制，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且未采取必要措施时，才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种限制仍未考虑其他免责因素，没有很好地达到限制和减轻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效果。
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提供自己创制或选择的信息时才对信息有充分控制和干涉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那些仅为他人信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不具有的。为限制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欧盟法和德国法均以如下思想为基础：绝不扩大一般法的责任规定，而是在特别情况下对责任进行限制，从而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那些（非由自己引起的）间接性权利损害承担责任的风险（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前言第42条、德国《电信媒体法》第7条第1款）[1]。此种以免责为核心的立法均区分了为自己信息提供服务和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并明确指出，仅有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才适用免责条款。不仅如此，在以免责为核心的立法模式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不适用全部免责条件，且又符合所有归责条件时才承担侵权责任。例如，对于传输服务提供者而言，即使其明知网络用户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行为进行干预。因此，主观要件对它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不生影响[2]。而按照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明知和应知这样的主观侵权要件适用于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只要具备主观要件便构成侵权（第7条第2款、第10条）。由此可知，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没有从各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点入手，对其免责可能性进行充分考虑，而仅注重如何便捷地认定司法实践中发生较多的存储、搜索引擎等侵权行为。这种做法忽视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要件，犯了用一般侵权责任法理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错误。实际上，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存储、搜索引擎侵权等主体的主观过错认定条件，已从侵权行为方面改变了其服务的性质，使之转变成为自己信息提供服务（第8条第4款、第11条、第12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再适用免责条款，而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归责”要件。若采此种做法，则无须对每种主观过错的表现再做列举式规定。
从侵权客体保护的角度来讲，侵权规范的“双轨制”割裂了著作权和其他领域的侵权规范。因为仅就文义上来看，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侵权客体；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负有的保护民事主体其他民事权益的义务，以及履行公法规范中的审查、报告义务等内容皆未以适当的形式体现在这些有权解释中。如果说这种分立在一开始是为了规范著作权侵权的特事特办的行为，那么现在又以法律解释的方式人为地制造这种分离，则不得不说是一个短期行为。这反映出有权解释只重视当下经济纠纷较为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而忽视了民事主体人格利益、其他财产利益，甚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这导致这些有权解释从诞生之初，便具有相对狭小的适用空间，不能担负起诠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责任。
这种现象在国外早期的网络立法中也曾存在。这说明，国内外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早期立法，主要是为了解决著作权方面的纷争而制定的，美国甚至专门颁布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来解决数字时代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因为从侵权法角度来看，人们通常会关注通过网络所传播的信息的内容。就网站而言，调整其信息内容合法性的规则主要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以及信息保护法和不正当竞争法。对有偿服务而言，是否造成侵权应有更高的标准，即必须对绝对权造成损害[3]。这表明，初期的立法和研究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之上，没有对因服务行为而导致的对知识产权之外的绝对权的侵害予以足够重视。其实，很多国家均注意到，随着网络的普及与网络应用的多元化发展，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客体早已超出了著作权领域。于是不少国家均修订或制定了专门规范网络服务的法律，以适应网络技术发展对侵权行为提出的新要求，如德国三次修订《电信媒体法》，奥地利也制定了《电子商务法》。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立法与理念，仍停留在以著作权侵权为核心的时代。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不少人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称为媒体责任或互联网专条，似乎这个条文解决的就是信息网络传播的侵权问题。这种过于狭义的理解方法，既过分限制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适用范围，也严重削弱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专条所能规范的侵权责任类型。
虽然法院可通过类推的方法适用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其调整范围不足的缺陷，而且过去法院确实曾类推适用网络著作权领域的侵权规则来裁判人格权侵权案件，但是，从法的安定性考虑，类推适用并非是恰当的法律解释方法。当时，一些法院尚能不拘泥于著作权领域的侵权规则，而从侵权事实本身与侵权后果综合考虑，作出较为恰当的判决，不至于因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在接到通知后履行删除义务而直接判定其侵权。但在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生效后，恐怕类推也不免受到该司法解释的限制。应当注意的是，著作权领域侵权行为的认定与其他领域侵权行为的认定有着明显的差别。例如，名誉权是否遭受侵犯，并不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为前提，而是以实践中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是否降低为准。就此而言，它与传播范围是否广泛并不具有必然的正相关性。以刑法学理论来讲，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是一种行为犯，而网络人格权侵权是一种结果犯。因为仅有侵权行为的发生，而没有造成被侵权人的权利损害，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言，可能已经构成侵权，而对于人格权而言则并非如此。这正是为何在我国判例、美国立法及判例中，通知加移除责任并不适用于人格权侵权的原因所在。但是，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将通知加移除直接认定为具有主观过错的做法后果严重：一方面，它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变相改变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通知仅沦为一种应知的方式，并且该款关于责任范围的规定也被做了修改。如此一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就归责要件角度而言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该司法解释虽然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侵权领域，但实践中法院多采用类推的方式来适用网络著作权的司法解释，因此，这种规定将很可能造成人格权与其他客体侵权案件中类推适用时的错误。
（二）侵权责任规范“双轨制”的潜在危害
前文已经指出，我国现行法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并不一致。从适用范围上看，《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应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而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和著作权修改草案则仅适用于著作权领域。从效力层级上来讲，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下位规范，而著作权修改草案如果未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话，其在效力上将与《侵权责任法》处于同一位阶。这样一来，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范的“双规制”将造成如下的潜在危害：
1．不同规范间的适用顺序及效力
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有三处规定明显不同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
（1）红旗条款的适用范围。红旗条款是一个源于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对免责条款的限制规则，仅适用于具有存储功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存储、搜索定位工具等服务提供者。它主要规定，当有明显的侵权事实存在，而上述网络服务提供者视而不见，不采取任何措施时，将不能以此主张免除损害赔偿责任。它不适用于传输、接入服务提供者，且仅限于对损害赔偿责任的排除，不适用于其他责任形式。德国《电信媒体法》对此也有类似规定。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将红旗条款等同于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应知，并将应知作为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归责要件，这就排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其他事由主张免责的可能性。其第7条第2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其网络用户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曾规定了应知，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却删除了关于应知的规定，仅规定了“知道”。这表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未采纳红旗条款。
（2）通知后知道和明知的关系。《侵权责任法》将通知和知道作为两个条款分别进行规定，是有其用意的。虽然该规定尚不完善，但它希望区分主观过错的程度，即恶意（积极追求）与获悉（被动知道），并借此来区别不同的责任后果。这对于认定主观要件对不同侵权主体责任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而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却将通知和明知、应知混为一谈，这不仅修改了红旗条款的含义，扩大了其适用范围，而且使从主观要件方面对不同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区分丧失了意义。就过错程度而言，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教唆、帮助显然属于积极追求、主动实施侵权行为，而被通知或告知侵权事实的存在，其过错程度明显较低。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对主观要件的一体性规定，不仅将使那些主观上没有故意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失去免责机会，而且会使它们因未能在极短时间（1-5天）作出反应而被迫承担侵权责任。
（3）获得经济利益与过错的关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论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人，还是共同侵权行为人，它实施侵权行为并非一定为获得经济利益，而其是否获得经济利益也未必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必然相关。不少网站属于非营利性网站，而且很多经营性网站所提供的多种网络服务均属免费服务。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将获得经济利益作为认定主观过错的要件，可能是因为它考虑到个别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放任侵权发生，并有从中营利的可能性，如存储服务提供者。但是这种将个别性的侵权要件作为普遍性归责要件加以规定的做法极不恰当。虽然《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对个别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营利性作出了规定，但该规定是和一定前提相结合的。如信息定位工具服务提供者只有在对侵权行为有控制权利和能力，并从侵权行为中获利的情况下，才不得主张免责条款。
2．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自己信息的侵权责任
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尽管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标题，但它并未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根据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十一条第八款，提供自己信息的网络服务也应包括在内，那么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ICP）也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含义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否应当适用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从该司法解释来看，它只将传输、接入、存储、搜索引擎、链接、点对点服务包括在内。因为根据其第三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是他人的作品，而且其关于过错认定等具体责任构成要件，也仅涉及存储、搜索引擎和链接等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过，既然该司法解释规范的是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的侵权行为，那么它当然应规范内容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因为内容服务提供者在提供内容服务时，既可能提供他人的作品，如登载新闻，被授权刊载作品等的交互服务，也可能提供非交互服务，还有可能通过改编、推荐等行为将他人信息作为自己信息[4]。接受他人信息是指，他人产生信息的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对这些信息全部或部分有意识地选择，使第三方将该信息看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在此种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当然应承担这些信息所引致的责任[5]。国外的网络法规之所以能将为自己信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排除在外，是因为它们都设有专条，将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关的免责条款与一般侵权法规范区分开来，规定提供自己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直接适用一般侵权法规范，而不适用免责条款（如德国《电信媒体法》第7条第1款）。
3．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定的类推适用
除了前述著作权领域的司法解释外，北京、浙江等地的一些地方法院也发布过与网络著作权有关的审判指导意见。这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立法和实务皆对著作权领域的网络侵权非常重视，却鲜有关注其他领域的网络侵权。前已述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些责任构成要件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法律领域，如人格权侵权领域。实际上，除了人格权领域以外，很多其他领域的侵权均难以仅通过著作权领域的规则得到解决。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竞价排名、网络秒杀、团购、竞拍、社交网站等服务时，往往会受到经济利益驱使而发布虚假广告，介绍虚假产品，甚至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吸引眼球而在三级链接中埋藏一些色情广告、图片链接等。这些行为侵犯的并不是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即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人格权，还会给被侵权者造成精神损害。
为规避侵权责任规范“双轨制”的潜在风险，应深入检讨“双轨制”的形成原因，从而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既然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著作权修改草案及《网络传播权条例》中的侵权责任均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核心，那么非常有必要探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真正含义，从而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规范能否类推适用到其他领域。另外，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未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涵义，这个术语又并非从信息网络传播权一词中自然衍生而来，那么探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围就成为另一个剖析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必要任务了。
二、侵权主体的范围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向公众传播权
1．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由来
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需要，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首次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虽然该法没有界定信息网络的含义，但由于第十条第十一项规定了广播权，将有线或无线广播的传播方式排除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外。由此可知，该法中的信息网络不应包含广电网。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种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其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联系始于《网络传播权条例》。该条例的立法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提供互动式传输行为的提供者，主要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信息或者获取网络信息目的提供服务的机构，包括经营性互联网站、电信公司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交互式广播电视节目的电台、电视台[6]。据此，条例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了互联网、电信网和广电网中提供交互式服务的服务提供者。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著作权司法解释中一直使用了网络著作权一词，并将网络服务提供者限定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不过，从判例来看，通信服务提供者也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范畴，并且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网络著作权常被用作同义语。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摒弃了网络著作权一词，改采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明确了信息网络包括广电网、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这便将网络的范围由互联网扩大到了广电网和移动通信网。但是，根据《电信业务目录》（2003），移动通信网仅是基础电信业务中的一种业务，电信业务除了基础电信业务，尚包括增值电信业务，而我们最为熟悉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被归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即使就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来看，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也没有说明，其所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用语是否一致。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被进一步扩大，直播、转播也被列入其中。
由上述分析可知，各种规范性文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范围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既然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著作权均是为了契合互联网条约的要求而创制的术语，那么欲分析它们的确切涵义，必须从了解互联网条约中相关的向公众传播权入手。
2．向公众传播权
互联网条约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以下简称WPPT）。就对应关系而言，我国立法者显然想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一词来对应向公众传播权。究竟这两个术语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否等同，不妨先来看看向公众传播权的涵义。
WCT第8条包括交互式和非交互式的传播。交互式传播即著作权人将其作品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在对交互式传播的立法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采纳了“伞形解决方案”，“以中立的‘提供’概念为基础，允许缔约各方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在其国内法律中确定交互式传输的法律性质以及实施WCT及WPPT规定的相关义务”[7]。从上述条约间的关系来看，交互式传播并不是广播，因为广播和电视中传输者是主动的，而用户对广播和电视是被动接受的[8]。可见，“伞形解决方案”只解决交互式传播的方式问题，与责任承担与免责条款无涉。
有学者主张，WCT和WPPT增加了《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2与第14条规定广播权之外的向公众传播权。据此，向公众传播权“主要指通过网络环境，将作品或表演等以数字化的形式传播。这种传播与广播的不同在于：公众中的不特定主体需要获得某作品或表演的服务时，并不受预定时间的限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获得广播中的作品或表演，则要受预定广播节目时间的限制”[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学者将向公众传播权仅限定为通过交互式进行的传播，他认为向公众传播权包括交互式和非交互式传播，且包括广播权。
由此，有学者认为，向公众传播权包含了“以一切技术手段向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10]。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呢？在《伯尔尼公约》中，只有三种类型的向公众传播的子权利能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作品：广播权、通过有线向公众传播广播作品的权利、无线转播广播作品的权利，而WCT第8条前半部分弥补了《伯尔尼公约》关于向公众传播权客体规定上的漏洞，如摄影作品等不能以传统方式向公众传播，却能在交互式数字网络环境下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确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这样一来，该条前半部分中包括了广播权，而其后半部分则主要规定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的权利，即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即交互式提供的权利。至于哪些权利属于交互式提供的对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只规定了伞形解决方案，允许缔约各方自由决定采用现有的专有权或创设新的专有权来适用于交互式传输行为[11]。由上可见，《著作权法》创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落实“伞形解决方案”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正是这种尝试导致其后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立法偏离了对所有权利的一体保护，而陷入了仅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误区。
有学者指出，我国立法中使用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源于对WCT第8条后半句逐字对译的方式而得来的[12]。其实，是否将向公众传播权与广播权进行划分，取决于各国立法的选择，并无一定之规。例如WPPT第2条区分了广播和向公众传播，而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则将广播权包含在向公众传播权之中，我国《著作权法》却一直将广播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加以规定，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仍然如此。只不过，该草案既规定了播放权（广播权）、又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将直播、转播纳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之中，这就将非交互式传播也归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之中，从实质上改变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原本的涵义。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并非所有交互式网络传播均适用免责条款，各国在特殊侵权责任构建方面均严格限制了交互式网络传播者的范围。就直播、转播而言，其完全可为广播权所涵盖，即使是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其法律性质也并无不同。既然我国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了分别规定，那么就应当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仅限于交互式的网络传播，否则会人为地造成概念间的混淆和法规之间的矛盾。
（二）交互式传播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款
前已述及，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的“伞形解决方案”各有特色，这与它们关于电信、互联网、广电的立法有关。尽管如此，它们关于交互式传播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的规定却大体一致：免责条款仅适用于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且根据其服务方式不同，免责条款也有差异，如德国《电信媒体法》第8-11条、《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第512条、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12-14条。
德国对通信、电信媒体、广播电视分别进行了立法。根据《电信媒体法》，提供信息和通信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包括广播电视服务提供者，也不包括仅传输电信网络信号的传统电信服务。根据该法，通信服务通常指完全或主要传输通信信号的有偿服务，包括在广电网中的传输服务。该法所指的电信媒体服务包含了各种形式的交互式服务，但提供自己信息的服务提供者，按照一般法来承担责任，而只有提供他人信息的服务提供者，才适用第8-10条的免责条款。
美国也区分了传统电信业务和交互式电信业务。《美国电信法》中的通信服务是指，无论使用任何设备，直接为公众提供有偿通信，或向这个层次的使用者提供通信以便更有效地使直接向公众提供通信成为可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第512（k）款将临时性数字网络传输中的服务提供者界定为：任何一个在由用户指定的两点或数点之间，对于用户选择的材料，不修改其传输或收到的材料内容，而提供传输、路由或提供数字在线通信接入服务的单位。其他三款规定中的服务提供商是指在线服务或网络接入提供商，或在线服务或网络接入设备的运营商。可见，该法仅规范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在线服务提供商[13]，而不规范电信服务商或广电服务商，其免责条款也仅限于临时性数字网络传输、系统缓存、存储和信息定位工具服务提供者。
与德国和美国不同，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前言第（22）项将向公众传播权做了广义理解，其覆盖了所有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该权利应当包括就某一作品通过有线或无线形式向公众进行包括广播在内的任何此种传输或转播。值得注意的是，该指令并未将向公众传播权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体系的核心，而是以信息社会服务为基础来构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体系。信息社会服务包括在线信息通信或商务通信服务、提供检索、取得或检索数据工具的服务、通过通信网传输信息的服务、提供接入通信网络的服务，以及为服务接受者上载信息提供存储的服务。非交互式传播的电视播送与电台广播由于并非应个别请求而提供的服务，故被排除在信息社会服务之外，视频点播等点对点的服务则被包含在内。该指令前言第（42）项对提供传输及暂时存储服务的免责条件进行了限制，其仅适用于当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的活动仅限于在第三方所提供的信息通过某一通信网络进行传输或暂时存储时，运营该网络或提供该网络接入服务的技术过程，其纯粹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该传输更有效率的情况。综上，虽然信息社会服务包括了通信网、互联网与广电网的交互式传播，但广电网只有在提供应用户需要的、第三方信息（即他人信息）的传输服务时才具有信息社会服务中网络的作用，其服务提供者才能主张免责条款。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界定
1．信息网络传播权涵义的限定
尽管我国创制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为了应对WCT第8条中的向公众传播权，但是不应当机械地理解这种对应。这是因为我国不同时期的立法对“伞形解决方案”的落实措施并不一致。就信息传播权的概念而言，《网络传播权条例》只涵盖了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的交互式传播，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将广播权包括其中，而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则包括了广播权和移动通信网络中的交互式和非交互式传播。由于广播权的单独规定可以看做是对向公众传播权中非交互传播方式的一种弥补，并且广电网中为自己信息提供的服务并不适用免责条款。由此，可将广电网中为自己信息提供服务的交互式传播涵盖到广播权，并将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定为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中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的交互式传播。
2．交互式服务不应一概适用免责条款
因为交互式传播不一定均能适用专属于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款，所以不能仅从交互式传播的角度来定性网络服务提供者[14]。我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条款是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立法和司法承认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服务提供者可作为免责主体。从前述国际立法经验和我国广电网的应用来看，广电网中提供交互式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一概适用免责条款。这不仅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概念进行区分的结果，而且与互动式数字电视的功能有关。作为广电网中的交互式服务，互动数字电视是有线数字电视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结合的产物，它实现了用户与播出前端的交互操作，可实现点播、播放控制等主动收看功能，并将提供宽带上网、电视银行、证券交易等服务。虽然主动收看功能属于点对点服务，但这种服务中的信息并非是用户提供的，而是根据节目提供者的意愿来选择的，因此其属于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内容，而不属于他人的信息。因此该服务并不属于为他人信息提供的服务。若互动数字电视提供的宽带上网等服务处于完全的技术中立状态，则可将其归入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
3．侵权主体表述的修改建议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将网络服务提供者限定于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的提供者。据此难以区分为自己信息和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结合前述分析，只有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才能适用免责条款，故建议将该款改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他人信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相应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后两款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应作此狭义解释，以区别于该条第一款中为自己信息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而言，建议将其第二条中的移动通信网改为电信网，这既能囊括其他基础电信业务及增值电信业务中为他人信息提供的服务，又能使互联网信息服务这一增值电信业务在归类体系上更为合理；建议在第三条中增加交互式传播的表述，以排除非交互式传播，可考虑将该条改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他人信息提供服务时，适用相应的免责条款，否则应与其他侵权主体一样承担侵权责任。”
三、责任构成要件与免责条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1]3041号


有关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信）委、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瓦斯防治（集中整治）领导小组，有关中央企业：
为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促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
前言
煤层气（煤矿瓦斯）是优质清洁能源。我国埋深2000 米以浅煤
层气地质资源量约36.81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国家高度重视
煤层气开发利用和煤矿瓦斯防治工作，“十一五”期间煤层气开发初
步实现商业化、规模化，煤矿瓦斯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组织有关单位在充分调研、
广泛吸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编制了《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分析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现状和面临的形势，
提出了未来五年我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规划》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市场引导，强化政策扶持，加大科技
攻关，统筹布局，合理开发，加快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
气产业化基地建设，推进重点矿区煤矿瓦斯规模化抽采利用，保障煤
矿安全生产，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保护生态环境。
《规划》是指导我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引导社会资
源配置、决策重大项目、安排政府投资的重要依据。
第一章发展现状
一、“十一五”期间的主要成就
“十一五”期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力推进煤层气
（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煤层气地面开发实现历史性突破，煤矿瓦斯
抽采利用规模逐年快速增长，煤矿瓦斯防治能力明显提高，奠定了进
一步加快发展的基础。
（一）煤层气实现规模化开发利用
国家启动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个产业化基地建设，实
施煤层气开发利用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建成端氏—博爱、端氏—
沁水等煤层气长输管线，初步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开发，形成了煤层
气勘探、开发、生产、输送、销售、利用等一体化产业格局。重点煤
层气企业加快发展，对外合作取得新进展，潘庄、枣园项目进入开发
阶段，柳林、寿阳等项目获得探明储量。“十一五”期间，煤层气开
发从零起步，施工煤层气井5400 余口，形成产能31 亿立方米。2010
年，煤层气产量15 亿立方米，商品量12 亿立方米。新增煤层气探明
地质储量1980 亿立方米，是“十五”时期的2.6 倍。
（二）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取得重大进展
国家强力推进煤矿瓦斯“先抽后采、抽采达标”，加强瓦斯综合
利用，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和抽采利用规
模化矿区建设，煤矿瓦斯抽采利用量逐年大幅度上升。2010 年，煤
矿瓦斯抽采量75 亿立方米、利用量23 亿立方米，分别比2005 年增
长226%、283%。山西、贵州、安徽等省瓦斯抽采量超过5 亿立方米，
晋城、阳泉、淮南等10 个煤矿企业瓦斯抽采量超过1 亿立方米。
（三）煤矿瓦斯防治形势稳步好转
国家加快调整煤炭工业结构，淘汰煤矿落后产能，将煤层气（煤
矿瓦斯）抽采利用作为防治煤矿瓦斯事故的治本之策。加大安全投入，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50 亿元，带动地方和企业投资1000 亿元以上。
加强基础管理工作，组织专家“会诊”，编制瓦斯地质图。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开展瓦斯专项整治，强化监管监察。煤矿瓦斯防治形势持
续稳步好转，瓦斯事故和死亡人数逐年大幅度下降。2010 年与2005
年相比，煤矿瓦斯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65%、71.3%，10 人
以上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下降73.1%、83.5%。
（四）煤层气开发利用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实施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攻克了多分支
水平井钻完井等6 项重大核心技术和井下水平定向钻孔钻进等47 项
专有技术。组建了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煤层气开发利用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完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煤矿瓦斯、火灾与顶板
重大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973”计划“预防煤矿瓦斯动力灾害
防治关键技术研究”等项目，实施10 项瓦斯治理技术示范工程和8
项技术与装备研发，获得了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的新认识，取得了低透
气性煤层群无煤柱煤与瓦斯共采关键技术等一批重大成果。
（五）煤层气开发利用政策框架初步形成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2006〕47 号），有关部门出台了煤炭生产安全
费用提取、煤层气抽采利用企业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瓦斯发电上网
及加价、人才培养等扶持政策，初步形成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
利用政策框架。国有重点煤矿企业累计提取煤炭生产安全费用1500
亿元。企业开发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中央财政每立方米补贴0.2
元，2007 年以来累计补贴7.2 亿元。新增3 家企业煤层气对外合作
专营权。初步建立了煤层气（煤矿瓦斯）勘探、开发、安全等标准体
系，发布了低浓度瓦斯输送和利用等行业标准。
（六）煤层气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效益开始显现
煤层气（煤矿瓦斯）利用范围不断拓展，广泛应用于城市民用、
汽车燃料、工业燃料、瓦斯发电等领域，煤矿瓦斯用户超过189 万户，
煤层气燃料汽车6000 余辆，瓦斯发电装机容量超过75 万千瓦，实施
煤矿瓦斯回收利用CDM 项目60 余项。低浓度瓦斯发电开始推广，风
排瓦斯利用示范项目已经启动。“十一五”期间，累计利用煤层气（煤
矿瓦斯）95 亿立方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15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4250 万吨。
（七）煤矿瓦斯防治组织领导体系逐步完善
成立了12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
组，26 个产煤省（区、市）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形成了部门协调、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综合防治的工作体系，研究解决了一批煤矿瓦
斯防治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方面的重大问题。实行目标管理，对各产煤
省（区、市）及重点煤层气企业下达年度瓦斯抽采利用和煤层气地面
开发利用目标，实施季度考核通报。每年召开全国煤矿瓦斯防治现场
会或电视电话会议，推广先进经验，提升防治理念，安排部署工作。
举办了10 期培训班，45 户安全重点监控煤矿企业、78 个重点产煤市
以及部门负责人近1000 人参加培训，近6000 人到矿区学习交流。积
极协调解决矿业权重叠问题，核减5~10 年内影响煤炭开采的煤层气
矿业权面积1.1 万平方公里，协调煤炭企业与煤层气企业合作开发矿
业权面积0.8 万平方公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勘探投入不足
煤层气勘探风险大、投入高、回收期长。国家用于煤层气基础勘
探资金少，规定的最低勘探投入标准低，探矿权人投资积极性不高，
社会资金参与煤层气勘探存在障碍，融资渠道不畅，勘查程度低。目
前，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2734 亿立方米，仅为预测资源总量的0.74%，
难以满足大规模产能建设需要。
（二）抽采条件复杂
我国煤层气赋存条件区域性差异大，多数地区呈低压力、低渗透、
低饱和特点，除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外，其他地区目前实现
规模化、产业化开发难度大。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多，随着开
采深度加大，地应力和瓦斯压力进一步增加，井下抽采难度增大。
（三）利用率低
部分煤层气项目管道建设等配套工程滞后，下游市场不完善，地
面抽采的煤层气不能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项目规模小、浓度变化
大、利用设施不健全，大量煤矿瓦斯未有效利用，2010 年利用率仅
为30.7%。
（四）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基础研究薄弱。现有煤层气勘探开
发技术不能适应复杂地质条件，钻井、压裂等技术装备水平较低，低
阶煤和高应力区煤层气开发等关键技术有待研发。煤与瓦斯突出机理
仍未完全掌握，深部低透气性煤层瓦斯抽采关键技术装备水平亟待提
升。
（五）扶持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
瓦斯发电机组规模小、布局分散，致使部分地区瓦斯发电上网难，
加价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煤层气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尚不健全。煤
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经济效益差，现有补贴标准偏低。高瓦斯
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采成本高、安全投入大，需要国家在税费等方
面出台扶持政策。
（六）协调开发机制尚不健全
煤层气和煤炭是同一储层的共生矿产资源。长期以来，两种资源
矿业权分别设置，一些地区存在矿业权交叉重叠问题，有关部门采取
了清理措施，推动合作开发，但煤层气和煤炭协调开发机制尚未全面
形成，既不利于煤层气规模化开发，也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隐患。
第二章发展环境
一、能源需求持续增长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工业化和城
镇化进程继续加快，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受资源赋存条件制约，石
油天然气供需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可有效增加国内能源供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
“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能源生产和
利用方式变革，着力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
系，需要进一步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三、安全要求越来越高
以人为本、关爱生命、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加快安全高效煤矿建
设，不断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煤矿瓦斯防治任务更加艰巨。加快
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强力推进煤矿瓦斯先抽后采、抽采达
标，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和避免煤矿瓦斯事故。
四、资源节约力度加大
“十二五”时期，国家确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
对节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煤层气（煤矿瓦斯）是优质化石能源，有利
于分布式能源系统推广应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随着技术不断进步，
抽采利用率提高，可大量节约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五、环境保护约束增强
“十二五”时期，国家确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更高要求。煤层气（煤矿瓦斯）的
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 倍，每利用1 亿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
碳150 万吨。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不断提高利用率，可大
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章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煤层气产业发展方式，坚持市场引导，强化政策
扶持，加大科技攻关，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加快煤层气产业发展，
加大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力度，推进采煤采气一体化，保障煤矿安全生
产，增加清洁能源供应，促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
二、基本原则
坚持地面开发与井下抽采相结合，构建高效协调开发格局；坚持
自营开发与对外合作相结合，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坚持就近利用
与余气外输相结合，形成以用促抽良性循环；坚持基础研究与技术创
新相结合，突破开发利用技术瓶颈；坚持市场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结合，
促进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安全环保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加快推进
和谐社会建设。
三、发展目标
2015 年，煤矿瓦斯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2010 年下降40%以上；
煤层气（煤矿瓦斯）产量达到300 亿立方米，其中地面开发160 亿立
方米，基本全部利用，煤矿瓦斯抽采140 亿立方米，利用率60%以上；
瓦斯发电装机容量超过285 万千瓦，民用超过320 万户。“十二五”
期间，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1 万亿立方米，建成沁水盆地、鄂尔
多斯盆地东缘两大煤层气产业化基地。
第四章规划布局和主要任务
一、煤层气勘探
以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为重点，加快实施山西柿庄南、
柳林、陕西韩城等勘探项目，为产业化基地建设提供资源保障。推进
安徽、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省区勘探，实施宿州、焦作、
织金、准噶尔等勘探项目，力争在新疆等西北地区低阶煤煤层气勘探
取得突破，探索滇东黔西高应力区煤层气资源勘探有效途径。到2015
年，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1 万亿立方米。
二、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
（一）地面开发
“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发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建成
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已有产区稳产增产，新建产区增加储量、扩大产
能，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产量快速增长。继续做好煤矿区煤层气
地面开发。开展安徽、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新疆等省区煤层气
开发试验，力争取得突破。到2015 年，煤层气产量达到160 亿立方
米。
1、沁水盆地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
沁水盆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含煤面积2.4 万平方千米，埋深
2000 米以浅煤层气资源量3.7 万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1834 亿立
方米，已建成产能25 亿立方米，初步形成勘探、开发、生产、输送、
销售和利用等一体化产业基地。“十二五”期间，建成寺河、潘河、
成庄、潘庄、赵庄项目，加快建设大宁、郑庄、柿庄南等项目，新建
马必、寿阳、和顺等项目。项目总投资378 亿元，到2015 年形成产
能130 亿立方米，产量104 亿立方米。
2、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地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区，含煤面积2.5
万平方千米，埋深1500 米以浅煤层气资源量4.7 万亿立方米，探明
地质储量818 亿立方米，已建成产能6 亿立方米。“十二五”期间，
建成柳林、韩城-合阳项目，加快建设三交、大宁-吉县、韩城-宜川、
保德-河曲等项目，新建临兴、延川南等项目。项目总投资203 亿元，
到2015 年，形成产能57 亿立方米，产量50 亿立方米。
3、其他地区煤层气开发
加快辽宁阜新、铁法矿区煤层气开发，推进河南焦作、平顶山、
贵州织金-安顺等项目开发试验。项目总投资23 亿元，到2015 年，
形成产能9 亿立方米，产量6 亿立方米。
（二）井下抽采
“十二五”期间，全面推进煤矿瓦斯先抽后采、抽采达标，重点
实施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规模化矿区和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保障煤
矿安全生产。2015 年，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140 亿立方米。
1、重点矿区规模化抽采
在山西、辽宁、安徽、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33 个煤
矿企业、8 个产煤市（区），开展煤矿瓦斯规模化抽采利用重点矿区
建设。重点落实区域综合防突措施，新建、改扩建抽采系统，增加抽
采管道、专用抽采巷道和钻孔工程量，配套建设瓦斯利用工程。到
2015 年，建成36 个年抽采量超过1 亿立方米的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规
模化矿区，工程总投资562 亿元。
2、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
建成黑龙江峻德矿、安徽潘一矿等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分区域选
择瓦斯灾害严重、有一定发展潜力的煤矿，再建设一批瓦斯治理示范
矿井，推进瓦斯防治理念、技术、管理、装备集成创新，探索形成不
同地质条件下瓦斯防治模式，发挥区域示范引导作用。
三、煤层气（煤矿瓦斯）输送与利用
（一）煤层气输送与利用
煤层气以管道输送为主，就近利用，余气外输。依据资源分布和
市场需求，统筹建设以区域性中压管道为主体的煤层气输送管网，适
度发展煤层气压缩和液化。开展煤层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建设。优
先用于居民用气、公共服务设施、汽车燃料等，鼓励用于建材、冶金
等工业燃料。在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及豫北地区建设13 条
输气管道，总长度2054 千米，设计年输气能力120 亿立方米。
（二）煤矿瓦斯输送与利用
煤矿瓦斯以就地发电和民用为主，高浓度瓦斯力争全部利用，推
广低浓度瓦斯发电，加快实施风排瓦斯利用示范项目和瓦斯分布式能
源示范项目，适度发展瓦斯浓缩、液化。鼓励大型矿区瓦斯输配系统
区域联网，集中规模化利用；鼓励中小煤矿建设分散式小型发电站或
联合建设集配管网、集中发电，提高利用率。到2015 年，瓦斯利用
量84 亿立方米，利用率60%以上；民用超过320 万户，发电装机容
量超过285 万千瓦。
四、煤层气（煤矿瓦斯）科技攻关
（一）加强重大基础理论研究
重点开展煤层气成藏规律、高渗富集规律研究及有利区块预测评
价，低阶煤煤层气资源赋存规律研究，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研究等。
（二）加强关键技术装备研发
开展构造煤煤层气勘探、低阶煤测试、空气雾化钻进、煤层气模
块化专用钻机、多分支水平井钻完井、水平井随钻测量与地质导向、
连续油管成套装备、清洁压裂液、氮气泡沫压裂、水平井压裂、高效
低耗排采、低压集输等地面开发技术与重大装备研发。
研究地面钻井煤层预抽、采动卸压抽采、采空区抽采一井多用技
术，研发煤与瓦斯突出预警和监控、瓦斯参数快速测定、深部煤层和
低透气性煤层瓦斯安全高效抽采、低浓度瓦斯和风排瓦斯安全高效利
用等关键技术及装备，示范区域性井上下联合抽采技术，推广低浓度
瓦斯安全输送技术及装备。
第五章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影响分析
（一）地面开发
煤层气井、集输站场等施工期间，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噪声、
污水和固体废弃物。施工车辆、机械和人员活动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的
影响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就会消失。工程废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
小。固体废弃物产生数量不大，经过妥善处理，不会对环境产生大的
影响。场地平整、管沟开挖、施工机械车辆、人员活动等会造成一定
的土壤扰动和植被破坏，通过采取生态恢复措施，不会影响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煤层气开采期间，对大气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站场、清管作业及放
空燃烧排放的少量烟气；水污染物来自站场排放的少量废水。根据现
有煤层气生产井废水化验资料，各项指标浓度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
（二）井下抽采
煤矿井下瓦斯抽采装置、地面瓦斯处理场站及储气等配套设施的
建设期间，施工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少量的扬尘、污水、噪声和固
体废弃物，影响较小。
（三）管道输气
煤层气（煤矿瓦斯）输气管道施工期间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噪
声、污水、固体废弃物等对沿线土壤、植被造成的扰乱。管道建成后，
管道、沿途输气站会对沿线地区的敏感目标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
二、环境保护措施
（一）环境保护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严格执行《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
准（暂行）》（GB21522-2008）。煤层气（煤矿瓦斯）开采企业建立环
保管理制度，负责监督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对
规划建设的项目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建设煤层气管道时应提高焊接质量，避免泄漏事故。对清管作业
及站场异常排放的煤层气，应进行火炬燃烧处理。选用低噪声设备，
必要时进行降噪隔声处理。站场周围进行绿化，以控制噪声、吸收大
气中的有害气体、阻滞大气中颗粒物质扩散。
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项目建设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不
占或少占耕地，对依法占用土地造成损毁的，施工结束后应及时组织
复垦，减少土地损毁面积，降低土地损毁程度。
在选场、选站、选线过程中必须避开生活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
护区、名胜古迹，尽量避绕经济作物种植区、林地、水域、沼泽地。
经济作物种植区施工时，避免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尽量降低对农业
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林地施工时，禁止乱砍滥伐野外植被，做好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应尽快进行生态补偿，恢复地貌和
土壤生产力。
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或生态脆弱区等生态保护重点地区开采
煤层气，应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监管制度，采取
先进的咨询管理、工程技术等措施，合理规划、合理利用、合理施工，
尽量减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环境监测
项目建设前，必须系统监测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状况，以便对
比分析。应选择一定数量的煤层气井，监测其在钻井、压裂、排采等
作业过程对井场及周边生态环境、声学环境、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影响。
应对管道沟两侧1 米内，以及集输站周围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对加
压站、发电站厂界外1 公里范围内的声学环境影响进行监测；对管道
两侧各40 米范围内和加压站场四周50 米范围内环境风险评价；对煤
层气开采井网分布范围内的地下水影响进行评价。
三、环境保护效果
实现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目标，将累计
利用煤层气（煤矿瓦斯）658 亿立方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962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约9.9 亿吨。煤层气（煤矿瓦斯）替代煤炭燃烧利
用，可有效降低二氧化硫、烟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粉煤灰
占地产生的环境问题，避免煤炭加工、运输时产生的扬尘等大气污染，
有利于改善大气环境。
第六章保障措施
一、加强行业发展指导和管理
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发挥组织协调、综合管理职能作
用，统筹煤层气产业发展规划，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技术标准，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体制机
制创新，制定煤层气产业政策、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指导
煤层气产业发展。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安全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1〕26 号），实施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目标管理，季度
通报，年度考核。建立煤矿企业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制度，落实煤矿瓦
斯先抽后采、抽采达标规定，将瓦斯抽采能力、瓦斯抽采达标煤量等
指标纳入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强化监管监察，严格瓦斯超限管理。
加强煤层气行业监测、统计等基础管理工作。推进支撑体系建设，为
行业提供研究咨询服务。培育大型煤层气骨干企业，鼓励成立专业化
瓦斯抽采利用公司，推动产业化开发、规模化利用。
二、加大勘探开发投入
加大煤层气勘查资金投入。继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煤矿安
全改造及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提高勘探投入最低标准，促进煤层
气企业加大勘探投入。引导大型煤层气企业增加风险勘探专项资金，
加快重点区块勘探开发。加强对外合作管理，吸引有实力的境外投资
者参与煤层气风险勘探和试验开发。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煤层气勘探开
发、煤层气储配及长输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
持符合条件的煤层气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增强发展能力。
三、落实完善扶持政策
严格落实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企业税费优惠、瓦斯发电上网
及加价等政策。研究提高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补贴标准。研
究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加大安全投入的税收支持政策。研究完
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使用范围，支持涉及安全生产的煤矿瓦斯利用项
目。执行国家关于高浓度瓦斯禁止排放的规定，研究制定低浓度瓦斯
和风排瓦斯利用鼓励政策，提高利用率。优先安排煤层气（煤矿瓦斯）
开发利用项目及建设用地。推动煤层气（煤矿瓦斯）管网基础设施建
设，国家统筹规划煤层气公共主干管网建设，支持地方和企业建设煤
层气专用管网，鼓励煤层气接入天然气长输管网和城市公共供气管
网。
四、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继续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划、“973” 计划、“863”
计划，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技术装备研发，着重解决煤层气
产业发展中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积极引进煤层
气勘探开发利用先进技术。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煤层气（煤矿瓦斯）技术创新体系。发挥技术咨询
服务机构作用，统筹考虑现有科研布局，整合现有科研资源，加强煤
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煤层气开发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等专业机构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技术装备国产化。建立健
全煤层气标准体系，加快出台勘查、钻井、压裂、集输等方面标准。
鼓励高校与用人企业合作，采用订单式等培养模式联合培养煤层气相
关专业人才。
五、创新协调开发机制
建立完善煤层气和煤炭共同勘探、合作开发、合理避让、资料共
享等制度。新设探矿权必须对煤层气、煤炭资源综合勘查、评价和储
量认定。煤层气产业发展应以规模化开发为基础，应当规模化开发的
煤层气资源，不具备地面开发能力的煤炭矿业权人，须采取合作方式
进行开发。煤炭远景开发区实行“先采气后采煤”，新设煤层气矿业
权优先配置给有实力的企业。煤矿生产区（煤炭采矿权范围内）实行
“先抽后采”、“采煤采气一体化”。已设置煤层气矿业权但未设置煤
炭矿业权，根据煤炭建设规划五年内需要建设的，按照煤层气开发服
务于煤炭开发的原则，调整煤层气矿业权范围，保证煤炭开采需要。
煤炭企业和煤层气企业要加强协作，建立开发方案互审、项目进展通
报、地质资料共享的协调开发机制。